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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文甫与郭沫若的三次学术交缘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围绕古史分期、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历史人物评价等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一连串的学术争鸣，嵇文甫与郭沫若的三次学术争论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分析探讨嵇文甫与郭沫若的三次学术交缘，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老一辈史学家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也可由此一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点滴路迹。 　　关键词：郭沫若；嵇文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交缘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128―05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学术批判与学术争鸣，不仅可以推动学术观点的创新和学术思想的进步，而且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5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先后分别围绕古史分期、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历史人物评价等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学术讨论。嵇文甫与郭沫若的三次学术交缘可视为其中一抹亮丽的缩影。在嵇文甫去世50周年之际，全面梳理和分析探讨嵇文甫和郭沫若的三次学术交缘，不仅对缅怀老一辈史学家的历史功绩具有一定纪念意义，而且对拓展嵇文甫和郭沫若研究领域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 　　1930年3月，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新的叙述，并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同样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经面世就引起史学界的强烈反响。1931年10月12日，嵇文甫在《大公报?文学副刊》①上发表了《评郭沫若的》一文，率先站出来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行评论，开启了他与郭沫若的第一次学术交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嵇文甫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察到当时思想学术界的气候变化。他在评论中首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同时，他也直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实在是粗―粗―粗”，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许多“理论疏舛”和“论证矛盾的地方”。② 　　奴隶制的有无，以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焦点。郭沫若当时提出，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的下限应在东西周之交，封建制社会开始于春秋。而嵇文甫 　　认为，西周是封建制社会，东周及以后由于贵族没落、富商大贾兴起及土地自由买卖盛行等因素，大致可将其归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郭沫若既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又机械的断定在封建制之前必定有奴隶制，从而认为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分期的观点是“最奇特的论断”和“旷世的珍闻”。③在反对西周为奴隶制社会的同时，他尽管认为郭沫若将母权制度和亚血族群婚说得似乎太过火了，但仍然基本赞同郭沫若认定殷代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阶段的观点，因而也就大体上否定了中国曾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由此可见，此时嵇文甫同郭沫若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是非常大的。 　　在20世纪30年代的古史分期争论中，争论双方在理论认识、概念界定等关键问题上各据所见，并没有取得共识。当时就有人观察到：“西周时代的社会是奴隶制度呢，还是封建制度呢？这是现在尚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争执的根源，恐怕有一部分是在于名词的界说不一致。”其中，对“封建”、“封建社会”等词汇的不同理解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嵇文甫采用“封建”一词就是取“封土地、建诸侯”的古典意义。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建筑在贵族土地私有权上。贵族之占有土地，乃从战争而来。盖部落与部落战，战胜者各占领一部分土地而形成封建社会”，而在西周，“当时的平民没有土地，天子垄占了土地而随意分封，平民只是做耕守土地的农奴”，所以，实行领主贵族分封制的西周只能为封建社会。④而郭沫若则是从分析社会结构入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的。他认为，只有具备“君主专制”的政治建筑和“地主经济”的生产形式的社会方才是封建社会。这对立足于“封建”古典涵义的西周封建论者来说，无疑是截然的对立和颠覆，自然会遭到他们的激烈批评，当时的嵇文甫即属此列。这种在对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上尚未取得共识的情形下进行的中国古史分期论争，自然不会有真正的结果，甚至导致以后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长期聚讼未决。 　　1935年，嵇文甫应曾在北平期间“时相过从”的马乘风之请，为他所著的《中国经济史》作序。他在所作的序中也承认，因为各方没有一个公认的分期标准，此前论战中难免会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