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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摘要：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权利救济；信访制度；司法；契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28-05 　　信访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我国长期存在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根基，它既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又是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了体制转轨、结构转化、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的社会转型期。因转型期民主和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凸显，且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途径，信访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然而，信访本身是人治社会的产物，信访人治导向下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法治导向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存在一定悖论。在长期的信访工作中，由于信访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和信访工作人员执行的偏差，导致现有信访功能错位甚至异化。因此，必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下，全面认识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的功效，构建信访与司法的衔接机制，有效整合二者的功能，助推社会和谐进步。 　　一、社会转型期信访功能的新认识 　　1.信访的纠纷解决、权利救济功能错位。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分析，全国信访总量，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年发生量200万件次，逐年攀升，到2000年突破1000万件次，2005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实施后，情况稍有好转，但仍处在千万件次左右的高峰之上。[1]“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的信访怪象仍未从根本上改观，森林土地纠纷、征地拆迁问题、合同纠纷等也呈高发态势，由此引起的打斗、上访事件、群体事件不断出现。一些群众在自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而是相信“人治”，“人”大于“法”，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领导的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越快。一些地方也采取了一些息事宁人的做法，从而助长了个别群众大事小情走信访这条捷径的风气。[2]长期的信访热导致人们产生了对信访的过度依赖和过高期望，使信访成了解决纠纷的“万能药”，各级各类的信访机构也成了“超级法院”。信访热的同时，行政复议、诉讼等作为正式的基础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却逐渐被淡化或漠视，出现被边缘化的危险。 　　我国的信访机构最初是作为党政机关的秘书部门而设立的，是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属于咨询、协调为主的党政机关秘书性质。从信访制度的最初定位来看，它应当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国家获取社会信息的一种民主实现和政府管理形式，纠纷解决仅是其派生的一个功能，而诸如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监察等制度才是解决纠纷的基础性机制。[3]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信访活动所涉及的内容及其所波及的影响却突破了信访设计者的制度预期，其中越级访、群体访和形式各异的个访更是将信访热推向了高潮。而在这股热潮中，带有法律或准法律属性以化解纠纷、实现权利救济为目的的信访活动呈爆炸性增长。[4]持续的信访热潮不仅催生了各级各类庞大的信访机构，也使信访的使用频率和关注度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司法纠纷解决途径。当然这也与行政复议制度在实践运作中的不得力，尚未充分发挥其原初设计的功效有关。 　　实践证明，如果大多数人将信访作为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甚至最后的希望，势必会因制度承载过重而使其功能失衡与制度异化。因为人们把信访作为解决冲突、实现权利救济的途径而被社会所接受的现实基础，在于对其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的怀疑，这势将进一步冲击司法制度的权威性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信访这种“玄机”重重的制度安排，虽可使法律正义的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但这一过程恰恰是以牺牲法律的自主性和现代法律赖以取得合法性基础的程序性价值为代价的。[5]总之，目前这种“强信访、弱司法”功能失衡与制度异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利于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信访与司法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建立一种相互衔接，互相配合，优势互补，良性高效运转的机制。 　　2.信访的民意表达、政治参与功能萎缩。政治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