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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棍下的救赎 　　【摘 要】我国对受虐儿童的人权保障意识缺乏，现行立法保护相对滞后，司法实践运行相对保守，司法救助保障机制相对缺位，受虐儿童的保护现状不尽人意。对受虐儿童进行平等的人权保护应该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方向之一。这不仅是刑事理论发展中对被害人人权保护的需求，更是国家责任的应有之义。我国应加强专门立法，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创设儿童虐待案件的司法审理程序，完善司法救助保障机制。 　　【关键词】受虐儿童；人权；司法保护 　　目前，虐童事件非常普遍。据统计，在美国每年遭受父母或家庭成员虐待的儿童就达到650万，英国国家保护儿童协会发现每年约有近6万名儿童遭遇家庭暴力的袭击。在我国，儿童受虐的问题更加不容乐观。如何在最大范围内保障受虐儿童的合法权益，实现在司法机制内受虐儿童作为受害人进行平等的人权保护应该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方向之一。 　　一、当前我国受虐儿童司法保护缺失的现状 　　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我国对受虐儿童的人权保障意识的缺乏以及现行的司法保护机制上的严重不足，受虐儿童的保护现状非常不尽人意。 　　（一）现行立法保护的相对滞后 　　目前，我国涉及到对受虐儿童保护的法律虽多，但大多都是指导性的，操作性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安救济途径不畅。一般情况下，派出所缺乏对管教与虐待的判断，加上施虐父母的否认，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从很多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本来是干预儿童虐待的一线警察，不愿意管、不敢管、不知道管的现象非常普遍。 　　其次，刑事救济形同虚设。虽然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对虐待罪有相关的规定，但是该罪属于告诉才处理。儿童作为无民事行为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几乎无能力起诉。虽然《刑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可在实践中寥寥无几。即使受虐儿童的近亲属已经了解实情，但是基于“家丑不外扬”等观念，很少会去司法机关告诉。实践中，只有当儿童被虐待至重伤或者死亡等严重后果被外界知道时，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才予以干预和追究，但为时已晚。 　　最后，相关法律法规对受虐儿童保护的缺失。在家中受虐的儿童根据现行的法律是不符合领养条件。所以很多情形下，受虐儿童只有继续待在施虐家庭中。至于寄养，根据规定寄养儿童须是不满18周岁的孤儿，并且是查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因此受虐儿童也没有被纳入寄养的保护对象中。 　　（二）司法实践运行的相对保守 　　首先是立案难。虐待罪一般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不满14周岁的儿童是没有独立的诉讼能力的，侵权人一般又是其法定代理人，被侵权人的近亲属一般不会来法院告诉，所以法院受理虐待案件的非常少。就算有其近亲属告诉，但由于很多情况下自诉人提供的证据达不到立案的标准，无法证明伤害的事实存在。公诉案件也同样如此，只有符合了要求才能予以立案。然而事实上，对于儿童受虐案件，证据往往比较匮乏，甚至在性虐待的案件中，有些儿童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于是很多儿童受虐案件被挡在了冰冷的程序前。 　　其次是庭审难。一是庭审中证据认定难。自诉案件中，公民往往难以搜集到有效的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二是证人证言的缺失。有些目睹过虐待行为的证人由于怕惹麻烦不愿出庭作证，使得案件事实更加难以得到查清。三是告诉人心理矛盾。因为虐待儿童案件中，起诉一般不是为了使被告获得刑罚，主要目的是为了制止虐待行为，于是在庭审的心理博弈中一直处于攻击和防守的徘徊状态，这一状况使法官很难对一些事实做出准确判断。 　　最后是判决难。有调研发现，虐待案件绝大多数都是以调解或者撤诉结案。尽管法律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剥夺父母的监护权，但实践操作中，这样的判决结果很难实现。因为一旦剥夺了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受虐儿童以后的衣食住行很难解决，这无疑将受虐儿童置于另外一个火坑。 　　（三）司法救助保障机制的相对缺位 　　第一，缺少受虐儿童人身安全保护的替代性监护制度及专门机构。调研发现，就算是受虐儿童已经致残，法院也没有取消父母的监护权。虽说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受虐儿童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近亲属等可以监护，但如果他们都没有能力或者不愿监护，就只能要求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承担监护职责，可是，这些组织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及专门人员，不具备实际监护能力，这对于受虐儿童的保护显然也是无效的。受虐儿童没有专门的保护机构，只能呆在原来的生活环境，继续承受着煎熬。 　　第二，缺乏受虐儿童国家救济制度。受虐儿童是被害人中的特殊群体，其以后生存、生活的所有经济来源可能就是那个施虐者。如果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那么他（她）也等于将自己或者家人陷入了另外的地狱。尽管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但其中没有明确未成年被害人的救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