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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场的关节与人情 　　一、科场关节 　　北宋时京师开封流传着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是称赞包公断案的不徇私情，公正廉明。但在北宋的科举考试中，关节之风却已见端倪。据《宋史·刘师道传》，师道之弟刘几道想举进士，但廷试已糊名，陈尧咨为考官，教几道于试卷中密为记号。擢第后事情泄露，刘几道被黜落，并永远取消了参试资格，陈尧咨也受到降职处分。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也记载，南宋“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可见科场关节滥觞于两宋，到明清以后则愈演愈烈。 　　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九“关节”条说：“盖关节之云，谓竿牍请嘱，如过关之用符节耳。至后世举子所谓关节，则用字眼于卷中以为识别者。”在清代科场，关节又称作“条子”。薛福成《庸庵笔记》对“条子”有具体描述：“条子者，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之字，以为验记。凡与考官房官熟识者，皆可递呈，或辗转相托而递之。房考官入场，凡意所欲取者，凭条索之，百不失一。盖自条子兴，而糊名易书之法几穷矣！”薛福成还说，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狡猾的考生往往得逞，朴讷的举子常常失利。有的举子本与考官是旧相识，因没有关节而被黜落，考官出闱后反责怪其不递条子。 　　清代的科场案频发，几乎都与条子相关。尤其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和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的两次顺天乡试，前后相隔约两百年，但两案中的条子之风均极盛行。丁酉科的同考官中，李振邺、张我朴和蔡元曦等公开接受贿赂和条子，李振邺一人所通关节就有25人，入闱后一时难以遍觅，就用蓝笔抄上关节暗号，派自己的随身书童到各房去寻觅考卷，极其胆大妄为。戊午科的顺天乡试，正主考是大学士柏葰，副主考之一是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前者违规调换试卷，后者大肆收受条子。案发后朝廷派载垣、端华和陈孚恩负责审理，陈孚恩本与程庭桂相善，就向其探询曰：“外间哄传此科中条子甚多，有之乎？”程答曰：“条子之风不始于今日，何足为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条子获售者也，某某等皆有条子而落第者也。吾辈衡文取士，文章之力仍居七八，条子不过辅助一二耳。”陈孚恩问道：“那么你也收受条子了？”程笑曰：“不下百余条。”说罢还将条子出示，陈以借观为由袖之而去，后乃按条传讯，遂将作弊者一网打尽。此案中，不但副主考程庭桂收受条子，就连负责审案的陈孚恩，其子也参与条子关节。咸丰帝下令查办，柏葰被杀，程庭桂充军，其余受严惩者甚多。薛福成说：“自戊午严办考官之后，遂无敢明目张胆显以条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余年，乡会两试规模尚称肃穆，则此举不为无功。” 　　欧阳兆雄《水窗春呓》卷上记载，在咸丰戊午科场案未发以前，京师关节之风甚炽，凡翰林科道部员中有考差可望分房者，亲友相率送条子，以圈识之，每一圈为百金，有多至三十圈者。亦有京官自送条子与公车者，得隽后如放外官，望纳年例（及第考生每年孝敬房考的礼金），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考官收受条子之后，就装成小折，携带入闱，诸同考甚至到各房相互寻觅，找到对应的考卷即批荐给正副主考，所有房考要等条子中满后才会认真阅卷。即使那些素以衡文著称的帘官，所取中的高水平试卷也极少，因为其精力都全部贯注在条子上了。 　　欧阳兆雄还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道光庚子年（1840年），欧阳与同乡李君到北京会试，一日同去拜访某侍御，此人是李君的老师，也与欧阳熟识。侍御估计自己要入闱阅卷，就借看病为由把欧阳招入内室，嘱咐其将“也欤圣怀”四字嵌入头三篇的末尾和试帖诗的开头处，欧阳婉言谢绝，后将此关节告知李君，并声言本人已经却之。待会试揭晓，二人双双落榜，又同往某侍御处。侍御对李君叹息道，你的考卷幸亏落在谢方斋的房中，一觅即得，文章甚佳，只因诗中两字欠妥被主考摈落。一番话令二人茫然不解，到礼部一查落卷，李君才呜咽说：“这都是我自作自受，岂非天乎！”原来李君怀有私心，临考前找师母将关节改为三“盖”字，作头三篇的承题开头，师母又派书童入闱，嘱咐侍御专觅此卷，勿顾他人。谁知欧阳无意中也用了三“盖”字，先荐而后黜，而李君的考卷则永沉海底。欧阳事后对李君道：“若命里该中，何必关节？我并非鄙薄进士而不为，只是看破此关而已。” 　　关节作弊不仅是举子与考官之间的交易，有时买通誊录手，也能起到相当作用。誊录作弊明代即有（见焦竑《玉堂丛语》卷六），清代后期愈发严重。《冷庐杂识》卷八“誊录”条说：“浙人乡试，每以金贻誊录手之善书者，潜递关节，嘱其誊卷朱色鲜明，字画光整，易动阅者之目。亦有已获科名者，贪得厚利，冒应是役，甚至私携笔墨，点窜试文，中隽则可得重酬。此风始自绍兴人，沿及诸郡。道光丙午年（1846年）秋试，士子一万一千余人，其不购誊录者只三千余卷，仅得售三人。盖以字迹潦草，校文者以辨识为苦，辙摒弃不观也。”这固然是誊录人员的素质低劣所致，但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