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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警察的设立和成效分析 　　摘要：清朝末年，随着政治形势、城市社会环境、舆论宣传环境和治安状况的发展，原有的维护北京城市社会秩序的政府机构已不能应对当时复杂的局面。在各种背景下，北京警察应运而生。在清末十年短暂的发展中，北京警察机构和功能逐渐完善，对北京社会秩序和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清末 北京 警察 背景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37-42 　　自庚子国变后，政治统治不稳，社会秩序失范，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设立现代警察机构是重要的一项。北京作为首都，是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在各方的努力下，北京成为“常设现代警察最早的都市”。目前所见，已有学者开始对在近代起着重要作用的北京警察进行研究，但对警察在北京设立时的背景和成效分析有所不足，故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努力。 　　一、政治环境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给清政府的统治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冲击。清政府为维护政治统治不得不同意“新政”，实行一系列改革，但“欲收变法之效，行宪之基，又非厉行警察不为功”。对于警政和宪政之间的关系，清政府当时的认识也有一定的进步，认为“普设巡警”为“预备立宪基础”之一。 　　近代警察制度的设立不仅是清政府“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被迫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实际需要。混乱的社会秩序和腐败的清政府不符合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也支持清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好地维护其在华利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各国侵略军划地而治，并威胁清政府：“联军须目睹中国竭力设法保护外国人及铁路诸物方能退去”。在此情形下，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列强提出来的各项条件，答应在联军撤出北京后，逐步办理起维护治安的警政。积极主张办理警政的徐世昌就说：“伏查京城办理工巡之始，原因各国联军在境，非保任治安，不允交还地面。于是前管理工巡局事务肃亲王善耆、大学士那桐等先后经营，京师@始有巡警。马路之筑、街灯之燃，介于此而肇基焉。”清政府被迫要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建立起近代警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在变法、“新政”、“预备立宪”和帝国主义强压的政治背景下，源于西方的警察制度开始被清政府重视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城市社会环境 　　北京作为清王朝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不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不同人士，其人员构成一直比较复杂。清朝末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加剧了北京传统社会的解体，极大地促进了北京社会的变化，使北京初具近代城市的形态。北京城市社会的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人口的增长是重要表现。 　　北京内、外城人口在顺治初年大概为46万，到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为64万，而到1908年人口（光绪三十四年）具体为662747人，1909年（宣统元年）为674011人，1910年（宣统二年）为785442，1911年（宣统三年）为783053人。在义和团运动前的200余年间，城市人口增长缓慢，而到1900以后，北京传统的城市秩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城市的政治、经济形态发生了转变，政府也放松了对外来人口的限制，特别是近代工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空间相对开放，人口流动加剧，北京城市人口随即快速增长。但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对从业者的需求远远不能平衡城市人口的增长，这就造成了大量人口处在无业、游民状态，民众生活水平贫富差距非常严重。 　　此外，由于连年战争、巨额赔款和频发的天灾，国家财政日趋见绌，为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滥发大钞、大钱，致使钱贱银贵，清末的物价不断增高。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一枚银元可以兑换铜元84，3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增至92.3枚，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增至100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则增至130枚。这对于日常惯于使用铜元消费和交易的普通市民来说，铜元价格的低落必然使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严重的还导致大批市民破产，沦为无业贫民。相比普通市民，北京旗人的生活更为艰难。由于政府不允许其擅自营业和活动，他们的生计仅靠国家的俸禄。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自身生活的堕落，很多八旗成员不能适应清末的社会生活，最终沦为贫民。清政府虽采取了一定的救助措施，由于财政窘迫，救助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旗民的生活。至清亡前夕，北京旗民沦为贫民的人数已有数十万。 　　人口的增长和贫困人口的增加给北京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据当时一份建议京师创办工艺局收容流民的说帖称：“联军入侵，四民失业，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当时在中国的英人立德夫人甚至感觉，北京的“街道上似乎都是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