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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义务论的产生、演化与特征 　　摘 要：义务论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如果认为义务与权利的相互依存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义务论的忽视便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西方近代来说，权利学说占据主导地位，但义务论没有因此而被摒弃。相反，在与权利学说的相互补充当中，近代义务论发展出诸多新的观念。以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重要的思想家为例，试图从中寻找近代义务论的发展线索。 　　关键词：义务；权利；德性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27-06 　　一、古代义务论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道德义务论，而且其内涵十分繁复而发达。 　　以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义务论为例，它们都是以发达的伦理学说为依托的。例如，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各城邦不同政体之下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方式，有过精细的考察和总结。其中的寡头政体，富人不出席公民大会和司法审判将遭受罚款，至于平民如何行为则不予理会；反之，在民主政体下，平民参与上述政治生活会享受津贴，而富人则没有任何收益[1]（pp.311314）。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并没有停留在成本-收益计算的政治博弈上，相反，他的政治思考基于伦理学说之上。例如，他称赞美德在贫富交锋之中的缓冲作用；他以道德的完善作为城邦的最高目的；他以朋友之间的情谊和忠诚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2]（pp.202203）。所有这些说明，他信奉的是一种道德义务论。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也有同样的气质。在专门讨论伦理学的《论义务》中，西塞罗从父母与子女的天然情感出发，提出公民对祖国的爱是最崇高的，并主张将仁爱与公正推广到一切民族。再如，在名篇《论法律》里，西塞罗以人权天赋的理性为基点，相信自然法的公理对于天下所有民族的人们具有同等的昭示作用，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应以自然法为依据[3]（p.115）[4]（pp.190196）。 　　古典时期的道德义务论在晚期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家那里，走到了它的高峰时期。爱比克泰德树立了一个杰出的传统，就是以灵魂的自足、自尊与自由作为人生的标的，蔑视一切世俗的地位与权势，包括那些位高权重的国王、大臣和贵族。他大大提高了道德义务的价值，也同时冲淡了其中的政治成分。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勒留恪尽职守，同时也保持了内心的宁静[5]（pp.5657）。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涵盖个人的价值，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它也强调人对上帝服从的义务。据此，教会主张信徒对于世俗掌握权柄的统治者负有服从的义务，对待邻人也有关爱和照顾的责任。简言之，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包含丰富的义务论观念。概括地说，这些义务论所关注的课题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与道德的合一。可以说，在古代，并不存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或者说政治学是以伦理的善为本位的。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其最根本的目的仍然是德性的完善，只是德性的完满取决于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政治义务的充分履行。中世纪时期，政治与道德的合一表现为组织上的政教合一，教会扮演了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的角色，因而精神生活的最高目标，即天国的幸福依然要求对于世俗生活的忍耐与消极地服从。第二，在解释个人与国家关系上整体主义的处理方式。古代整体主义的社会并没有给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留下空间，群体身份作为人天生就披上的一件外衣，塑造着人对于自己以及自我与整体关系的认知。人往往通过自己所处的特定群体的特征来认识自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不生活在城邦中的人，不是神祗就是野兽。”其结果就是义务论对权利论的优先，对共同体的义务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接受下来。对义务的履行而不是权利的实现，成为政治正义的一种体现。第三，重视国家对于公民美德的教育和培养责任。古代道德与政治的合一，整体主义的国家观念，使得个体的政治属性和道德属性必须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共同体可以是城邦，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言；抑或是世界国家或宇宙，如斯多葛学派或基督教所言。世代嬗递，古代社会遗留下大量有关人和公民的道德教诲，人们不仅应当承担共同体分配的各项责任，而且需要努力完善个人的修养，培养自己的美德。在古代作家那里，正义、爱国、尽职、忠诚、勇敢、节制、慷慨等，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还是一种政治素质。 　　总之，从古典时期迄至中世纪，西方思想界流行的是一种道德义务论。即使亚里士多德和罗马法学家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过明确的阐释和规定，这些观念也是和道德义务论紧密交融的。到了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特别是晚期，这种道德义务论发展到它的成熟形态。其中的核心观念，一是立足于个体的道德自足与完善；二是相对弱化对政治权利与相关义务的思考。这些特征都是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使然。 　　二、近代义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