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与元叙事：詹姆逊与利奥塔之争.docVIP

总体性与元叙事：詹姆逊与利奥塔之争 　　摘 要：主要对詹姆逊与利奥塔就后现代问题的差异做了理论探讨。利奥塔开启了哲学界关于后现代问题争论的理论之门，提出后现代即元叙事合法性的质疑，并且对大叙事与总体性持一种拒斥的态度。詹姆逊不认同利奥塔的观点，坚持必须把后现代主义置于历史语境范围内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框架是后现代主义得以理论化的基础。通过与利奥塔的分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詹姆逊对元叙事和总体性观念的积极肯定。 　　关键词：总体性；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30-02 　　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在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即市场资本主义（此阶段相当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的资本主义（此阶段相当于列宁当时所指的帝国主义阶段）和多国化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时期）。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文化特质做了总体性揭示，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单纯的文化风格，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文化上的显现，詹姆逊谓之“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通过这一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蕴的重要论断，詹姆逊构建了富有特色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后现代主义展开了文化批判，从而从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当中脱颖而出。可以说，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并且坚持了历史分析的总体性观念，这是詹姆逊与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的根本差别。在关于总体性问题的争论中，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批判与詹姆逊对总体性的颂扬形成了后现代理论论争中的一道奇丽的风景线。 　　众所周知，1979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的面世掀起了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大幕，自此开始，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的论争开始变得如火如荼。正如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指出的：“是利奥塔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1]2其原因即在于利奥塔在此书中表达了对元叙事和总体性原则的批判。 　　首先，利奥塔对元叙事进行了批判，其表现即对叙事知识（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科学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质疑。利奥塔认为，话语活动是人文学科的知识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而这些话语活动往往是参照某种不需要进一步加以证明的普遍的共识（即“大叙事”）而构建起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思辨传统即为其代表：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关于自由解放的“大叙事”，注重人文精神的独立解放、富于激进的政治性，；德国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理性的“大叙事”则注重总体性的思维模式。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至的是知识日益专业化，不同学科之间已经难以找到普遍的共识。那么以叙事为基础的人文学科的知识日益显现出无序性和非连续性，从而失去了可信性，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利奥塔把这种对大叙事的质疑称为“后现代”，并且指出，如果说“现代”的特征就是相信“元叙事”的正确性和真实性，那么“后现代”的特征就是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 　　其次，利奥塔还对总体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尺度，而现代理论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因而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不同语言游戏具有不同的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这种迥异和多元性特征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具体叙事之下，所以能够支配所有领域的总体性叙事原则并不存在。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只不过是力图向人们提供元叙事。事实上，人类已经在追求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概念与感觉的一致的过程中付出了代价。那么当前就应该向总体性开战、激活差异，追求知识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共识和同一性。因为“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抵达的地平线”[2]82。 　　除了对元叙事和总体性的批判之外，利奥塔也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后现代就是指元叙事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矛盾与危机的一种表现，所以可以说，对元叙事的质疑可以看作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质疑。这种合法性危机发生在现代性进程中，它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所以“后现代”概念并不是“现代”概念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描述，是对现代疑难的再思考，所以，后现代只是现代的一个必经阶段，简单说，后现代居于现代之前。 　　詹姆逊在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英译本所撰写的前言中，肯定了利奥塔对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提出质疑的重要性，但詹姆逊并不认同利奥塔对总体性和大叙事的批判。 　　首先，詹姆逊反对利奥塔对总体性的极端态度，他明确表示总体性是研究后现代主义不可或缺的理论视野。在詹姆逊看来，利奥塔凸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