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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在我国的存在问题及克服之道 　　[摘 要]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初创于20世纪的美国，它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还有助于激发其学习热情。然而，该模式移植入我国后，产生了案源不足、经费缺少保障、师资很难达标、学生出庭存在障碍等“水土不服”的现象。对此，我们不应彷徨、怀疑，而应多措并举对其予以积极克服，以使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各项优势在我国充分发挥。 　　[关键词]法律诊所；移植；水土不服；克服之道 　　一、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概述 　　（一）含义及源起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是一种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法来培养法科学生的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中，学生将在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对真实案件进行主导处理，对当事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进行“诊断”，并开出法律“处方”。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产生之前，案例教学法为美国各法学院的主导教育模式，它虽然有效弥补了经院式教育模式下师生间缺乏互动的不足，但由于案例真实与社会真实脱节，所以仍为有识之士诟病。美国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曾尖锐地指出：“用这样的教育模式培养律师就好像一个学打高尔夫球的人从不去球场，而只是在家看‘如何打高尔夫球’的教材，研究报纸上别人怎样玩高尔夫。”[1]在杰罗姆·弗兰克等人的呼吁及推动下，自20世纪20年代始，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法律诊所。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尝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自1958年起，私人基金会开始向法律诊所捐资，1964年后，法律诊所更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拨款支持，自此该种教育模式迅速在全美普及。 　　（二）优势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在几十年内就在全美各高校普及，可见其魅力之大。该模式的优势主要包括： 　　首先，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了修得诊所课程学分，学生不但要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诊断”并解决当事人的法律问题，而且要不断摸索总结与各类人员的交往、沟通技巧，甚至还要掌握取证、辩论、文书写作等知识，而这些通过理论课程很难学到的东西均是其未来职业技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它有助于锻造学生的职业道德。在诊所教学中，学生将通过为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检验自己初步构建的职业道德观念，这些观念经过实践的洗礼后将升华为信念。同时，那些需要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对象，大多为社会弱势群体，学生以法律为武器帮他们解决困难后，会真切地体会到法律的重大意义，从而激发学生运用法律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使命感。 　　最后，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诊所里，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形将被扭转，他们将会走到第一线，直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或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诉讼。为了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学生会对法律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会主动围绕案件自立地去掌握相关知识，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被空前提升。 　　二、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移植后的“水土不服” 　　由于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巨大优势，其很快被其他国家所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起，挪威、南非、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高校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2]2000年，我国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国内首批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据中国法学会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统计，“截止到2012年10月底，已有149所法律院校成为其会员单位，其中有83所会员院校正式开设了诊所课程，共计开设了不同主题的专门性法律诊所130个”。[3]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因此该模式在移植入我国后也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这主要包括： 　　（一）案源不足 　　美国民众比较注重个人权益，而他们又普遍认为，维护自身权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诉诸法律，但因律师费高昂，加之可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拥有较高社会美誉度，因此很多民众便常常委托诊所学生代表自己争取权益，这曾一度使得“法律诊所代理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4]而在我国，国人有着“和为贵”的传统，对于争议不大的案件当事人常常放弃权益或在他人的调解下解决争议；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当事人则往往委托律师代理案件，很少有人能想到向社会知名度较低的法律诊所求助，这就使得我国高校法律诊所案源不充分。 　　（二）经费缺少保障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需要较高的运行成本，这不仅是因为它义务服务，还在于它在办公场地、设备、教师薪酬等方面还有较多开支。在美国，法学属学费最贵的专业之一，同时，民间广泛存在慈善家向高校捐资的传统，而法律诊所在全美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因此常能获得各界的资助。例如，在1968年，仅福特基金会就一次性资助了其1200万美元。[5]而在我国，法学专业学费较低，加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慈善基金也尚未开始关注社会影响力较低的法律诊所教育，因此，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