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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与传注学的新范式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隋志》著录的郑玄经学注疏体例，并与《汉志》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郑玄代表了传注学的新范式，即面向文本的注疏，这是汉代经典注疏史的新阶段。通过对汉代注疏史的宏观考量，并从中看到今古文经学分野的实质，是经学史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区别（传阶段与注阶段）和两种经学传承方式的区分（依靠人的传承与依靠文本的传播）。 　　【关键词】郑玄；传注学；文本；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039-4 　　关于郑玄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原因在于作为文化史上的“节点人物”，郑玄的价值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诚如清儒皮锡瑞所言：“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1]从宏观的角度审查前贤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现有研究多将郑玄放置于“今古文”经学之争中，以凸显郑玄“古文”经学的转型意义。而本文愿从传注学史的角度来观察郑玄及其代表的传注学新范式，以期从传注学体例的角度认识汉代经学，并联系经典传播的方式、途径、媒介等现实因素，讨论经典注疏史上的关键时期、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 　　一、注、笺与音义 　　“遍注诸经”的郑玄，对传注学的贡献在于开创了“注”体、“笺”体、“音义”体等传注学新体例。之所以这么说，是来源于对传注学史的认识。可以说，刘向校勘皇家藏书而成《别录》，歆继父踵武而成《七略》，班固综其所成而作的《艺文志》，是中国典籍史上的重要丰碑。今天我们仍需要从这份皇家书目中，了解当时的知识结构。《汉志》著录的经典传注成果，没有“注”体。这一发现帮助我们建立了对汉代经典传注学一个大概认识，即刘向面对的“传”体阶段和郑玄开启的“注”体阶段。简言之，前者是面向人的阐释，注重经与人的意义关联，所以重视发掘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服务当下需要；后者面向经文本，注意经文本义的解释。下面就以郑玄的注经实践为例，讨论其开创的传注学新范式。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郑玄有《周易注》（九卷）、《尚书注》（九卷）、《尚书音》、《尚书大传注》（三卷）、《尚书义问》、《毛诗注》、《毛诗笺》、《仪礼注》（十七卷）、《仪礼音》（二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谱注》（一卷）、《礼记注》（二十卷）、《礼记音》（一卷）、《三礼目录》（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论语注》（十二卷）、《古文论语注》（十卷）、《论语注》（九卷）、《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易纬注》（八卷）、《尚书纬注》（三卷）、《尚书中候注》（五卷）、《礼纬注》（三卷）、《礼记默房注》（三卷）、《孟子注》（七卷）、《日月交会图注》（一卷）、《九宫经注》（三卷）、《九宫行棋经注》（三卷）。 　　仅从《隋志》著录看，郑玄经典注疏体例主要有“注”、“笺”、“音”、“谱”、“目录”等，这些体例均不见于《汉志》。郑玄毕其一生，经营经典注疏工作，又考《晋书·刑法志》则知郑玄对秦汉旧律亦有注释。 　　关于“注”，《说文解字·水部》曰：“注，灌也。从水。”段玉裁注曰：“释经以明其义日注。”《说文解字·人部》曰：“传，遽也。从人。”段玉裁注曰：“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2]从训诂学的释义我们可以见出，“注”与“传”两体例的不同在于：“注”是对文本进行注解，犹如水灌入田地里。而“传，从人’，是在口头讲习等过程中“展转引伸”其义，两者之不同源于注解对象的不同。又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注。”[3]这句话可谓高屋建瓴，由此可知汉代注疏学自郑玄起“注”体才开始出现。 　　关于“笺”，《说文解字·竹部》曰：“笺，表识书也。”徐锴系传曰：“于书中有所表记之也。”郑玄《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由上可知：注疏体例之一的“笺”是在经文本上进行注释，郑玄的《毛诗笺》，是对《毛传》进行的批注。 　　关于“音”，在注疏学中，亦有“音义”、“音训”、“声训”诸名。它是指用音同、音近的字来注释被注的字义，即清儒王念孙所谓“因声求义”是也。作为注疏体例之一的“音”，并不是始于郑玄，然据史志目录，我们知道系统使用“声训”并有专著的，却是自郑玄始。 　　从语言学发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使用“音”这种注疏体例进行经文注解，必须要在书面语、文本之上进行的。因为“声训”这种用音同或音近的语词进行训解的注疏方式，在口头传授经义的时代，是无法精确地辨识的。例如：《易·无妄》曰：“无妄。”郑玄注曰：“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尚书大传》曰：“若是共御，帝用不差。”郑玄注曰：“共读日恭。”又《礼记·曲礼下》曰：“士日妇人。”郑玄注曰：“妇之言服。”从以上例证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这些“声训”方式的注解，在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