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策略及其比较研究..doc

现代化的策略及其比较研究 论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 现代化涉及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集中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等广泛的方面。为进一步认识现代化诸方面的内在关系，本文将从这些方面中提出七个因素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七个因素是：经济增长、收入平等、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城市化。在这七个因素中，经济上有两个(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政治上有两个(政治稳定与民主化)，社会方面有三个(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城市化)。社会方面的因素较多一些，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经济和政治方面涉及较多，而对社会发展中社会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必须说明的是，这七个因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因素是众多的，我们的讨论仅限于几个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及其关系。从和谐论到冲突论事实上，在现代化研究的初期阶段，和谐论是许多学者和理论家心照不宣的一种自发的共同的天真假设。当人们论述现代化的总体性和综合性的时候，当人们批评片面的“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并强调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当一些学者提出“现代工业文化复合体”的时候，当社会发展的理论家们设计“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的时候，也就往往意味着社会发展所包含的各种内容之间是和谐的、互容的，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社会发展同时配合，任何一个特定方面的社会发展都不可能顺利进行，也不可能成功。 将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看做是互容的，甚至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获得多方面的进步，即所谓“好事将会一起来”(a11good things go together)的假设。对这种关于现代化诸因素的和谐论的观点的形成，至少可以注意到如下几点：第一，这种和谐论的思想是与人类的理想相一致的，自从人类文明形成以来，历代的思想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描述和追求人类的理想境界。尽管每个人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富裕、平等、自由、尊严，一直是这种追求中的永恒主题。这种理想社会是一个“各方面部美好”的社会。可以说，人类思想史上的这种遗产，对和谐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二，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似乎可以证明现代化的这种和谐的图景。特别是如果人们注意到最初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西欧和北美现代化经验的总结上这一点，这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例证。另外一个被人们引用的例子是哥斯达黎加。在1948年革命之后，哥斯达黎加建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其经济增长一直保持较高的速度。同时，土地占有相对来说也较为平等。在60年代和70年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收入分配渐趋平等。第三，在一些国家中存在的“消极和谐”现象，似乎可以作为和谐论的反证。这种“消极和谐”是指由于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不能顺利进行，同时也就制约或阻碍了其他方面的社会发展，其结果就是，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均未获得成功的进展。这种“消极和谐”现象似乎可以从反面证明在现代化的诸因素间存在的不可分割、互相制约的关系。 但是，对于和谐论人们必须注意到其理论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缺陷，这就是，除了反面的例证之外，其正面的论点似乎都只能用很长时间跨度的过程来支持。以作为和谐论立论基础的西欧、北美和日本的现代化而论，虽然将其几百年的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总的过程似乎可以证明和谐论的观点，但如果以较短的历史跨度作为标准，或干脆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来看，人们所能看到的远不是这样一种和谐的情景。以增长和平等的关系来看，西欧和美国在进人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确实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趋势，但在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则是经济增长与高度的不平等相伴随，以致库兹涅茨也只能用U型曲线的理论来概括这种现象。再如日本，其经济社会发展开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而政治民主化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提上日程，并且还主要是由于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外部因素的介入。因此，即使是从这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其长期过程的最终和谐也伴随着短期过程或特定阶段的不和谐。而后者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 随着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所面临的坎坷与困境，和谐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在这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如下两点。 首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消极因素。“现代化所伴随的却是人类业已看到的巨大灾难……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布赖克认为，在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中，最严重的就是社会解体。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是整合的，体制运行是有效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又是比较一致的，暴力与动乱被控制在较低的程度。但是当迅猛的变革到来之时，社会中没有任何两个因素能以同样的速度适应这些变革，全面失调开始出现，广泛的暴力开始爆发，大批民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