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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框定外汇民间化路径 　　是全力为国内物价消肿，还是确保海外资产不贬值，长期面临两难选择的人民币，在2011年2月开启了向前者倾斜的旅程，同时也踏上了外汇储备形成过程的逆转之路。而路的尽头，将是央行淡出汇率市场。已到汇改最好时机 　　2月13日，大雪消融。北京德胜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北京大学教授卢峰对曾是同事的央行副行长易纲直言，目前推进汇率改革是非常好的时点：国内面临通胀的压力，国际上处于很短暂的相对平静期。 　　同坐在旁边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张小济边看着易纲边说，过去几年，如果我们早一点决策，汇率调整的幅度再大一点，效果是不是可能更明显？ 　　易纲点头示意。2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705，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 　　近年来，围绕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争论，几乎成为一桩全球公案。 　　今年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数家机构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影响评估”课题组总体上认定，人民币汇率有一定低估，但低估值不到10%，而非美国国际研究所所认为的低估30-40%。 　　2005年汇改以来，内部通胀的压力和外部欧美的施压，成为观察人民币升值的刻度计。如今，这两大压力再次攀升。 　　由于对汇率多年的近乎死守，人民币长期“外升”不足，只好通过“内贬”释放出来。 　　2010年中国CPI增长3.3%，等到2011年1月份CPI升为4.9%，而当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仅为3%，算下来实际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9%。 　　为从物价中收回流动性，央行数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历史高点，商业银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缺钱地步。 　　随准备金率同步前行的还有连续几次加息，但仍未能扭转居民从银行搬出储蓄来的焦虑。因为如果2011年CPI升幅约4%，要实现正的实际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至少要到4%，如果每次加息25个基点，则还需要4次加息。 　　倘若坚持这―加息节奏，即使抑制了通货膨胀和投资扩张需求，也将引来热钱洪流。日益逼仄的货币政策空间，已到了急需汇率政策放宽来解围的地步。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也在继续升温。2月19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在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再次称人民币汇率仍旧“被严重低估”。据外媒报道，巴西和印度此番也被拉来“逼官”中国。 　　近年来，G20峰会、达沃斯峰会等国际经济论坛，几乎已成为西方合力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鸿门宴”――将全球失衡的账算在中国的头上。北大教授黄益平解释说，美联储近期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引发了全球各国政府干预汇市防止本币升值的现象，这些国家提出的借口都是“人民币不升值”。 　　人民币升值恐惧症 　　可是，中国国内的升值恐惧症一直没有消除。 　　卢峰透露，汇率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举步维艰，主要是中央担心升值会影响就业。 　　“在外贸行业，只要你去实地考察，企业老板都会跟你抱怨称，利润薄，汇率升值会对出口行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张小济说。 　　但张小济调研发现，出口企业对汇率波动承受能力高于很多人估计，一个原因是出口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虽然低，但是资本利润率较高；第二个是跨国企业对升值实际上不敏感。中国55%出口商品是外资企业提供的，此外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将近50%，这使得人民币升值在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中自我消化了。还有，外向型企业的转型速度也快于外界想象。 　　就全国就业情况来说，卢峰跑了四个省七个市研究数据后发现，过去5年全国的就业扩张实际是偏强偏快的，就业人数比正常情况多了2800万，“这个时候调整汇率，未来的就业会更加均衡稳定地增长。” 　　升值反而促进就业，甚至并非没有可能。北大经济学院教授施建淮举了一个例子：美国自1995年到2008年实行美元强势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企业投资扩大，带动就业和财政。“实际上那段时间是美国历史上就业状况最好的时间。” 　　另一个让决策层如梦魇般纠结的是，汇率升值，就意味着以美元计的庞大外汇储备缩水。 　　外汇储蓄过剩如今已成为烫手山芋。不光是经常项目的年年顺差带来源源不断的结汇要求，自2003年来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累计已达3000-400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这更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国家外管局研究员温建东称，海外融资后很多企业往往是回国要求结汇换成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影响评估”课题组提醒决策层，外汇储备如果投资运用得好，就不一定是实质上的账面损失。如果为了保证两万多亿不贬值，而死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结果只能是不断回购美元而增加外汇储备，这将更为不利。 　　但苦恼的是，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自2008年来，就一直陷入舆论漩涡之中。中国外汇管理局在海外投资组合中曾一度下狠心，将持有“两房”债券占到整体外汇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