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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日本学研究的清晰路径 　　中华日本学会在杭州 　　杭州，也许是中国在地理、文化和经济上与日本相距最近的城市之一。 　　众多史料记载，在中国南宋时期，中日两国的宗教文化交流和民间贸易达到顶峰，交流中心就在今天的杭州。那个时候，大量日本僧侣渡海来到中国学习佛法，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临安城停留。南宋灭亡之后，日本举国茹素。 　　2016年7月1日至2日，中华日本学会年会暨“东亚视阈下的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由中华日本学会和浙江工商大学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承办。办会地点选在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教园区，这个国家级开发区恰是东芝、松下、天宇、横滨轮胎等日资企业聚集的地方。 　　选择杭州举办中华日本学会年会，有意无意间响应了历史和现实的关照。 　　刚进入七月，杭州酷热，加上整座城市正在为两个月后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加紧做准备，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氛，同中日关系仍在经历的料峭形成反差。出席年会的百多位代表来自北京、浙江、上海、天津、山东、吉林、黑龙江、辽宁、陕西、四川等省市的20多家央地研究机构和院校，中华日本学会的十位副会长做了工作报告，专家学者们兴奋地交流着各自的最新学术成品，已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日本学研究结出了更多果实。 　　日本学研究的新进展 　　学者们交流的题目涉猎面甚广，从历史中的日本思想流派、文化经典、教育传统、文字演变、器物风仪，到现实中的日本海洋战略、新安保法制、经济金融政策、老龄化问题和各个方向上的外交趋势，展示了过去一年间中华日本学研究取得的实际进展。 　　特意赶来参会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把该社新近出版的五卷本《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作为礼物送给了与会者们。浙江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的王勇、葛继勇等一干学者历时十数年努力，把中国历代正史“二十六史”当中关于日本的记述全部缕析出来，加上注释考录集结成这套丛书，填补了中华日本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考注》的第三卷“宋元卷”选取宋僧兀庵普??在日本讲经传法的肖像画和墨迹作封面，“兀庵派”正是今天日本禅宗的24流派之一。 　　上海交大带来的另一项成果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册，又索引3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册）。自2011年起，上海交大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建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第一阶段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战犯罪行审判史料编译”专题也已在国图上线，有力配合了国家和民族层面围绕历史问题伸张正义、遏制虚无的努力，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这些成果是在中日关系较为僵冷的一段时期取得的，相对于充斥学刊和媒体的那些热点性、快餐式作品来说，少有舆论关注，然而中华日本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以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潜心钻研、静心累积、聚沙成塔，坚持不懈地端出一项又一项成果，他们的努力值得尊敬。 　　现实丛林与历史深谷 　　学者们不无忧虑和困惑，他们在公开和私下的言谈中流露出一个共同的关切：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在更好地回应现实、折射现实的同时，从中日交流与合作的稳定、改善、恢复与发展中重获动力。 　　唐家璇前国务委员由于日程原因未能前来出席年会开幕式，但他发来了书面贺辞。贺辞直入主题，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仍处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严峻局面”，强调“新老问题交织”、“转型磨合”是这一关系在目前阶段的重要特征，鼓励学者们积极思考如何推动日方作出理性选择，促进中日关系早日企稳，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党委书记、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高洪同与会者分享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同样认为中日两国结构性矛盾和现实利益冲突相交织，彼此关系的复杂局面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安倍政权在国际格局变迁、中日力量对比逆转的敏感期难以改变对华两面策略，今后两国关系会否改善关键要看日本能不能以正常心态看待中国这个邻居的成长。 　　2016中华日本学会年会的一项例行安排是统筹规划下个年度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学会和各分会的负责人们为此在会议期间闭门碰头。2017年是“七七事变”80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则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仍将面对相对复杂的环境，继续在历史的深谷和现实的丛林中穿行。 　　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李薇女士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坦陈，搭建日本学研究框架的工作是在“文革”结束后才起步的，尽管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学理上还不够系统、完整，脉络上还不够清晰、明确，内容上也远谈不上丰富，如何从根源上找到我们东边这个邻居的思维和行为规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专业人才的储备也亟待加强。 　　李薇说，日本学研究的人力资源不足是个老问题了，近几年受中日关系气氛不佳和东亚经济环境不景的影响，中国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