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是否必然？.docVIP

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是否必然？ 　　没有意外，五月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美国再次祭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话题，成功迫使中国在自主创新上让步。 　　这个“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人民币困局，在大陆已运行有年。而陆续提出的求解之策，也始终是在就事论事的层面打转。 　　事实上，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并非在重蹈日本覆辙，也非是必然宿命，而只是依附发展带来的一个困境。 　　日本失策 　　日本也曾经历一段“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惨痛历程。本币升值是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长期性经济衰退？ 　　人们在分析日本20年经济停滞的原因时，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1985年《广场协定》之后的日元大幅升值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上并非首次。 　　1971年8月，在美国单方面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即“尼克松冲击”）后，日元迅即升值了16.88%。随后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在这一时期，日本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失误，日元升值后，为对付通货紧缩，日银采取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日银在1974年和1980年两度紧缩货币，使通胀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整个1970年代，日本经济虽然历经日元升值以及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其间甚至出现短暂的下降，但总体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 　　那么，1985年的《广场协定》是否一定会导致日本经济的泡沫化以及长期停滞？对于“阴谋论”说辞的一个有力反证是，在《广场协定》达成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内，美元对西德马克和日元均贬值了54%。然而，西德完全未出现日本那样的资产泡沫，德国经济在1990年代遇到的困难是两德统一引起的，与《广场协定》没有丝毫关联。 　　其次，《广场协定》并不只针对日本一国，而是美英法德日五大工业化国家为稳定全球经济，而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的产物。当时各国均同意联合干预货币市场，令美元贬值以帮助美国扩大出口。与此同时，各国允诺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如美国同意削减预算赤字、日本保证将提高利率，西德则实行减税等。但是，美国和日本从各自利益出发，均未信守各自的承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四款的规定，汇率问题的国际化以及汇率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本是题中应有之意。适时对汇率机制进行调整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有利于相关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广场协定》的关键不在于汇率变化本身，而在于国内政策如何相应进行调整，以抵消汇率变化给本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德日表现如此不同在于两国中央银行的地位不同。西德联邦中央银行（Bundesbank）自1957年成立以来即完全独立于行政部门，并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而且德国央行以反通胀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以保证经济环境的健康，这是汲取了两战期间魏玛共和国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滥发货币，从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法西斯势力上台的惨痛教训的结果。西德马克因币值坚挺且长期稳定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正是得益于德国央行审慎的货币政策。 　　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成立于明治维新开始后的1882年，但日银并不独立，而是一直附属于大藏省（直到1998年）。日银的使命是配合大藏省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尽管国际学术界对于日本央行在实际运作中是否存在某种独立性存在争议，但价格稳定显然不是其首要政策目标。 　　到1986年上半年，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均陷于停顿。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首先是大幅下调利率（低利率政策一直推行到1989年）。尽管日本经济在1986年下半年已开始强劲复苏，但日本政府仍于1987年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 　　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结果是导致信贷增长过度，加之金融自由化的原因，遂引发股市和地产的严重泡沫及至最终崩溃。由此可见，日本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并非必然，或者说，《广场协定》并不必然导致日本经济的泡沫化以及随后的“失去的20年”，央行的独立性及其政策目标至关重要。 　　始于2002年的货币扩张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经济的全球化使中国得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必不可少的生产和装配环节，这是导致中国入世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与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相适应的物流体系的构建，则倚赖各级政府大规模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地方政府为此通过土地财政获得了大量投资资金，通过形形色色的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从2002年下半年起，一改1990年代推行的紧缩信贷政策，开始放松银根，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一转变的起因是，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的安全战略转变为全球反恐战争，为此需要中国在外交上的合作，中美关系遂得到根本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