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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法立法道路检讨 　　摘 要 我国图书馆法立法道路的特征是理性建构与政府主导，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与现实必然性，便于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政治与立法资源，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相适应的。理性建构与政府主导的图书馆法立法道路的弊端之一是容易使法律与社会脱节，之二是容易导致法律的失效。要提高图书馆法立法的质量，必须坚持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 　　关键词 图书馆法治建设 图书馆法 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分类号 G205.15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1.003 　　Study on Library Legislation of China 　　Rong Hongtao 　　Abstract Government leading library legislation can provide convenience that lets library make use of politic and legislative resources being in the possess of government， which is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views. However， government leading library legislation has two disadvantages， that is disconnecting library laws and society and leading to failure of library laws. In order to improve library legislation，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legislation can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Keywords Lib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Library laws. Scientific legislation. Democratic legislation. 　　我国图书馆法立法道路的特征是理性建构与政府主导，其主要表现是立法模式上精英启蒙、政府推进和民众跟随，立法目标上是对既定目标和原则的追求与贯彻，立法效果上追求数量和法律层次等。这一方面说明国家对图书馆事业的管理正在从“政策导向”转变为“立法导向”，努力把图书馆领域的各项工作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用图书馆法律的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来为图书馆事业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图书馆法治建设仍然差强人意，表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盲点较多;法律层次偏低，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法律尚属空白;法律法规政出多门，甚至互相抵触;条款不合理，操作性不强等。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我们站在新的图书馆法治建设起点，重新审视目前的图书馆法立法道路的利弊得失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我国图书馆的法制建设 　　我国的图书馆法立法是一条如哈耶克所说的理性建构的立法进路，这与西方国家的图书馆立法是不同的。从19世纪中期的英美图书馆法立法算起，西方国家的图书馆法立法是该国内部的各种社会力量依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态势，基于自身的需要和目的而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斗争过程而自然被选择的，是一种长期的“自然演进”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说它们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法律表现。当然，西方国家有法治形成的社会土壤，如商品经济、社会个体的高度自给、利益集团的存在、市民社会的形成、利益为基础的契约型人际关系、政治力量的多元化等;正是因为西方国家社会力量的多元化，才使得这些力量在长期的博弈却不能分出高下的情况下，共同顺服于“法治”这种权威的社会治理模式，法治才得以确立，立法成为社会的需求。而我国的图书馆法治建设就不同了。在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尚不足于从社会内部产生丰富的社会基本秩序来为我国的图书馆立法提供制度、理念、文化层面的积淀和描述之时，通过理性的设计，以一种变法式的制度变迁来推进图书馆法确实是有其必要性的。“在这一‘现代’取代‘传统’，‘进步’战胜‘落后’的单线历史进程中，国家负责整个‘立法’工程的规划和实施，居于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则担负着启蒙民众而且教导统治者的作用。”[1]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在政府的指导下建构图书馆立法的目标，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