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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帮我改文章 　　新华社播发的《胡绳同志生平》中使用了“少年早慧”四个字，这是很少见的。 　　这四个字用在胡绳同志身上十分贴切。今年春节，我到他家去。他的秘书、也是儿媳的黎钢在座，说到她陪胡绳去看望夏衍时，一进门，夏衍就说：“神童来了。”黎钢说：我这才知道夏衍同志他们把胡老称作“神童”。夏衍和胡绳30年代中期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但两人年龄相差18岁，所以夏衍完全有资格把胡绳称作“神童”。“神童”，我想也是“少年早慧”的意思。 　　我听胡绳讲过他早年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师范毕业生。胡绳入学前，父亲教过他两年，读的是古文和唐诗，也教过一点算术。他七岁半进小学，一进去就五年级。九岁半进初中，因为年龄太小，功课赶不上，第一年留级，所以初中读了四年。高中先在苏州中学读了两年，以后从上海的复旦中学毕业，那是1934年的事。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结果被哲学系录取，和任继愈是同班同学。他记得的同学还有历史系的刘导生、中文系的扬帆等。读了一年，觉得在学校里读书没有多大意思，1935年上半年学校里的政治空气也比较沉闷，就离开了，回到了上海自己看书和写文章。但在北大这一年对他并不是白费，还是听了一些课，如听郑昕教授讲逻辑，在逻辑推论的严格性上不能说没有学到点东西。也听过汤用彤教授的《哲学概论》和张颐教授的《西洋哲学史》。胡绳把这些归结起来说，他从1925年至1935年共受十年的正规教育，在语文、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一点基础。复旦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都是英文的，还可以对付。北大用英文的哲学史课本，也读得下去。如果没有这点基础，以后自己学习也会很困难，所以经过正规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离开学校后，他一面自己读书，一面在报刊上发表些文章，收入可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我曾问他写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他说：是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中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后来从图书馆中找到这本书，版权页上写着：1937年1月初版，7月第4版。这说明：第一，这本书正式出版的那个月他刚好满19周岁，那么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有18岁多一点。第二，出版后，不到半年时间内接连出版了4版，可见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谁知道它的作者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呢。 　　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从上海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工作，在社会上已很有些名气。我听前辈经济史家汪敬虞教授说：“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在1938年。那时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学校请一些名流学者来做报告，里面就有胡绳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小一岁。”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的小野信尔和狭间直树两位教授到中国来，说他们正在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译成日文。那时接待的人粗暴地说：“胡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没有什么当代人名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可查。日文译本出版时，译者在后记中说了一句：作者现在大约70多岁。事实上，胡绳那时还只有50多岁。造成这个失误的原因大概是：胡绳享有盛名已有30多年，国外的学者就以为他总得有70多岁了，没想到他还那么年轻。这也可以为他“少年早慧”添一条注脚吧！ 　　龚育之同志在《初读胡绳》的题目下写道：“54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这几句话，我似乎可以照样借用。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大概多少都受到过胡绳的影响，从他那里得到过教益。 　　《二千年间》这本书我在50多年前也读过。它能把二千年间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基本问题，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一个一个说得那样深入浅出，一目了然，使我为之倾倒。但我不是从《中学生》杂志上读的，看的是“开明青年丛书”，那本书的封面样子我也记得。书的作者，我那时同样不知道是胡绳，只知道是“蒲韧”。 　　他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我是1947年刚进大学时读的，大概也是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种。这本书并不厚，但里面举的例子，有的我现在还记得。 　　他在解放前的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是他二十八九岁时写的，我读过好几遍。每读一遍，常觉得又能从中受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的启示。应该说，能使人有这样感觉的书并不多。1953年起，我在复旦大学开始教“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当时史学界还存有一种偏见，似乎研究中国近代史算不上是一门“学问”，所以可供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多。胡绳这本书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便成了我讲课的基本依据。可以说，解放后大学里较早地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那一代史学工作者，大体上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龚育之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些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晰、史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