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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六期 著者：韦秀玉 姚伟钧 明朝中期园林绘画的盛行 ——以苏州为例 摘要：明朝中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不同阶层与地位群体的形成，处于社会上层的士人们（主要指非现任入仕的官员）透过精雅的生活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艺术雅好全面地融入了士人生活，如造园、戏曲、鉴古及与诗、书、画等相关活动，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形态，在士人阶层的身份区分、情感认同及文化认同上都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园居活动中承载着丰富文化意涵的园林绘画为切入点，探析明中期士人雅好艺术活动的深层原因与实质。过去关于士人园林绘画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大多偏向于园林绘画的描绘对象及艺术形式的研究，少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其成因，笔者希望由此角度，分析明朝中期园林绘画盛行的原因，并提出有别于过去园林绘画研究的新看法。 关键词：园林 园林绘画 士人生活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经过明初严酷境遇之后，明朝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渐渐恢复与发展，奢侈消费风气日渐盛行，“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1]。造园活动随着住宅逐渐走向奢华并日益宏大，社会的和平与商业的繁荣使文人士大夫有精力和财力建造宏伟而精致的园林。据何良俊在《何翰林集》中记录，士大夫之家，尤其以建园相竞胜：“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嬴，尤以此相胜”[2]。园林兴造日益鼎盛，士人们热衷于在园林中结社与雅集，文化艺术活动繁盛，流传下来了大量的园林绘画。究其成因包括多个方面，既源自于士人自身心态上的转变，也源自于社会生活中文化认同及身份区隔的需要。 一、士人心态的转变 明中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选官制度尚文，士人数量绝对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比例缩小，造成了科举竞争压力增大。科举考试不需再熟读经义，程墨房稿取代四书五经而成为必备课本。“国家罢前代诗赋，独群多士，以经造士，好古者尝患不足收博雅之士”[3]，时人多有非议。一些士人因厌倦官场倾轧而辞官归乡，隐遁于苏州，如文徵明（1470—1559）、王献臣（1473—1543）、祝允明（1460—1527）和唐寅（1470—1523）等文士，他们在苏州交往甚密，在心态上作了较大的调整，远离政治上的纷争，相互构建志趣清雅的文化生活。 这些终身未入仕为官者与辞官罢官之士，无论是儒家“兼济天下”的大志，或是功名之心，都无法完全释怀，在文章、诗词歌赋与绘画中都表露出由于政治失意所致的哀伤与悲凉。由于仕途的失意与功名的艰难，士人们隐遁于家乡过着闲适的生活，造园之风盛行。资力雄厚者购置大面积田地，建园隐居或以地主为业，如王献臣致仕后即以地主为业，收入颇丰，在拙政园中雅集结社，与其他士人之间交往频繁，相互慰藉，有着丰富的文化活动。现存大量史料记载了明中期丰富的社会生活：“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旨酒嘉肴，画船箫鼓，咄嗟而办；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4] 。文徵明、都穆（1458—1525）（1456—1544）[5]，在社会上广为交结，纵情于自我的一片壶天之中，奔忙于各种社交活动之中。这些政治上失意的文士们从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人生目标逐渐转向内心情感的体验与表达，崇尚率性而安适的生活方式，自然、舒放、浪漫而怡情，在文人们的著述中自然流露，祝允明曾言“……独求不逆我道，不反我志，不羞我心，不负我天，顾冒焉往为之”[6]。 士人们经常聚集以相互渲染、推崇，燕集奖掖，盛极一时，留连于诗词歌赋，吟诗作画，博古赏玩，呈现了繁盛的文化热潮。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文士们视游道广博为荣，而“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以为其褦襶若此也”[7]。关注现实生活，雅好超逸的文化艺术活动，使明中期的绘画艺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丰富了艺术的内涵，展现出更为多姿的态势。 二、园林绘画的广泛流行 园林是文士们隐居生活绝好的佳所，园居生活文化传统在明中期得到推崇与复兴。传达文人生活雅兴图像的前代园林绘画在苏州也得到了广泛流传，如唐代王维的《辋川图》、卢鸿的《草堂十志图》、宋代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图》、《西园雅集图》和元代文人的“隐居图”等。从现存艺术作品（如王维的《辋川图》、卢鸿的《草堂十志图》等）中的题跋可知，明中期时苏州收藏家曾收藏了一些历代名作或摹本，一些知名文士都曾观阅这些作品，并临摹或仿作，由此，这些前代经典园林绘画成为明中期文士造园、园居生活与园林绘画的范例。 在明中期园记和园林诗赋中记录了大量仿效前代名士建园的事例，从文徵明对元代文人画家倪瓒描绘自家园林的《清秘草堂图》的题诗也可看出明代士人对前代文人雅居生活的欣羡之情，“百年清秘草堂空，时见烟云断渚中。山雨乍收江月上，依然玉树濯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