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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泽铜矿开发看清朝对西南边疆的儒化战略 　　一、人口迁移与农业发展 　　明清时期是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的高峰时期，清代满族定鼎中原后，由于政权初定，考虑各方因素，顺治十六年(1659 年) 由吴三桂入滇镇守，节制各级官员，吴三桂治滇时期，为解决军队军饷问题亦加大了对铜矿的开发。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被平定后，新任云贵总督蔡毓荣给康熙帝上《筹滇理财疏》，建议大力开发云南铜矿，以医治战争创伤及解决驻滇军队军饷问题，会泽铜矿开发开始走入国家政策的舞台。清代实行银钱本位的货币制度，随着政权统治的日益稳固，经济发展走向繁荣，市场上的铜钱供应量日趋短促。会泽铜矿大规模开发前，清廷铸币主要依靠进口日铜及实行铜禁所收购的铜器，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 后由于日本国内铜矿产量日渐拮据及自身需求量加大，减少对中国的出口，清廷中央谕令各省回收铜器的指标量亦很难完成，银贱钱贵的局面导致黑市盗铸铜钱，破坏国家铸币利益，迫使清廷寻找新的铜源，解决危机，稳固经济局面。云南蕴藏的丰富铜矿储藏量成为了清廷国家政策重心之一，尤其是会泽地区，成为了清廷铜政的中心，“滇铜最密集的是在滇东北地区，其中以东川府所属汤丹、碌碌二厂产量最多，约占全省总产量的70%以上，运往北京的铜也主要由这两个厂转运。” 会泽“清雍正四年至乾隆四十二年(1726-1777 年) 产量30 4776 吨，年均5 976 吨。乾隆四十三年(1778) 仅朝廷核定给各厂的年产量就达530 万斤，约3 138 吨。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六年(1778-1801 年) 产量74 244 吨，年均3 228吨。” 　　据王昶《云南铜政全书》，乾隆时期云南全省铜厂共计39 家，其中会泽有33 家，占全省的85%。前工业文明时代，开采数量巨大的铜矿必须投入巨大的人力资源。根据陈庆德教授的分析，滇铜矿砂的出铜率约为7%左右，每个矿工每天约能背出30 斤矿砂。冶炼铜矿砂时更为耗费人力，一火成铜者寥寥无几，一般均须先入窑爆煅，昼夜一周，万斤之矿始得冰铜一千六七百斤;再行炉熔揭净铜而得六七百斤。凡炉熔时，扯箱3 人，每6 时一班，每火熔铜需2~6 人班不等。整个冶炼过程需煅煎8~9 次，耗炭八九千斤。马边铜厂产净铜300 斤，炉熔用工27 人，窑煅与炉熔用功比例为0.6:1，那么整个冶炼工程需用工43人。 据上述粗略估算，雍正四年至乾隆四十二年51 年间，会泽铜产量为30 4776 吨，那么铜矿砂约为43 5394 吨，合计约87 078 万斤，以每人每年工作300 天的工作量时间计算，这51 年间约需10 万人开采才能完成这样的产量，冶炼约需8 736 人。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六年的23 年间会泽铜产量为74 244 吨，铜矿砂约为106 063 吨，合计约为21 213 万斤，同上以每人每年300 天计算，约需2.4 万人开采，冶炼约需2 128 人。从雍正四年到嘉庆六年的75 年间是会泽铜矿开发的黄金时期，按上述粗略计算，开挖矿工和冶炼矿工大约共需13.49 万人。这只是铜矿生产的两个基本环节所需要人员的粗略环节，还有供应炭和运输的人员没有计算就需要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乾隆三十年(1767 年)，云南人丁为2 148 597 人， 会泽县地处乌蒙山系，高山纵横，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显然当时会泽不具备这样的人力资源支持这样的矿产开发。清代中国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顺治八年(1651) 统计,全国人丁仅为10 633 326 丁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1723) 全国人丁数上升到25 326 307 丁之多,比顺治八年增加2.38 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全国人口突破2 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番了一番，突破4 亿大关。” 中原腹地及江南地区无地耕种的过剩人口与滇铜开发缺乏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互补的形式，大批移民进入云南。东川府的人口，据统计“1775-1825 年随着东川矿冶业的发展，东川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 聚增至每平方公里42 人，人口密度仅排在徵江、楚雄、大理之后。” 　　人口迁移不仅支持了会泽铜矿业的发展，亦促进了当地农业及商贸的发展。明代后期来自美洲的高产旱地作物玉米、马铃薯等传入中国，这些作物尤其适合云贵高原的自然环境，在上述人口剧增的历史背景下，人多地少区的人口向云贵高原移民。尤其是清雍正四年(1726 年) 对滇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先前土司统治下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贵地区。东川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 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 年) 由四川划归云南管辖，次年设会泽县，在政治上促进了汉族移民的进入。会泽铜矿的大规模开发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