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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友兰论孔子浅谈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问题 　　在20世纪的孔子研究中，冯友兰可谓独树一帜。一是冯友兰一开始走进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就对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孔子的历史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成为孔子儒家文化的拥护者;上世纪50年代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中“唯书”、“唯上”式地批孔、反孔;上世纪80年代后又理性地重新尊孔、扬孔。二是冯友兰所创立的融贯中西的新理学不仅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而且是接着孔子儒家讲。三是冯友兰一生撰写的大量论孔、评孔文章中，既有真心尊孔的学术评价又有违心反孔的政治评判。四是冯友兰在孔子研究中还十分注意讨论孔子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里，主要就冯友兰一生论孔、评孔所涉及的孔子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一评述，以揭示冯友兰的孔子研究所蕴含的方法论思想及其意义。 　　一、“同情理解”之态度与方法 　　早在“五四”时期，冯友兰亲眼目睹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所作的最严厉批判。冯氏清楚地认识到，自清末以来，孔子的地位一天天低落:以前人们心目中的“至圣先师”、“教主素王”，成了“教授老儒”、“碌碌无所建树”者。“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竟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此看来，孔子是否就完全丧失了他的价值?究竟该如何评价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为此，冯氏写成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在冯氏看来，孔子虽然未曾著书，也未曾删正六经(六艺)，但孔子的历史价值自在。对于那种贬孔子为“教授老儒”、“碌碌无所建树”之见，冯氏却不以为然。冯氏引据古籍、比较中西，通过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从三个方面确立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即:“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阶级。(二)孔子的行为，与希腊之钾者相仿佛。(三)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及其在西洋史上的影响相仿佛。” 　　二、“唯书”、“唯上”与“抽象继承法” 　　1949年以后的冯友兰开始学习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阶级观点以及区分唯物论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两个对子”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评价孔子的思想。冯氏试图通过批判自己的旧哲学-新理学来表明自己追求进步。但是由于他是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哲学家，并且在解放前已形成了对孔子的基本看法，因此，他在这个时期评论孔子，仍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三、“修辞立诚”之态度与方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1978年以后，社会舆论提倡思想解放，对孔子需要“再评价”、“重新评价”、“正确评价”等等的文章和呼声也随之而起，研究孔子的正常气氛渐渐形成了。这时的冯友兰，老骥伏沥，志在千里，“旧邦新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使他焕发了学术青春，他立志要为“古而又新的国家尽其力之所及做一点事，即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同时要克服“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哗众取宠”的错误，抛弃“依傍”之辞，运用自己真正的学术之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于是他“重理旧业”，决心再写一部中国哲学通史。重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绪论”中，冯氏特别强调了“哲学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的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这些基本的看法。在涉及具体历史人物(包括哲学家)的评价QA时，不仅坚持自己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而且自觉地在“阶级观点”之上加一个“民族观点”。因此，这时的冯友兰在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结语:真假孔子和政治与学术的区分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对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否则，便不能进行真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