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华襄上古思想的亥要源头与“三和”思想的现代意义.docVIP

分析华襄上古思想的亥要源头与“三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华夏民族形成与初始阶段的“仁战”观念 　　在数年前我曾写过《“献”:华夏思想之大原-孕育于祭祀文化下的思想意识》①一文，初步阐明了植根于黄河中下游区域原始的、早期的农耕经济所孕育的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三和”的思想特色。经过数年来对古代思想史的进一步研究，对此问题我有了更新的认识:在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之上，炎黄之后所形成的战争观念对“和”思想的形成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古代传说看，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区域的华夏民族，大体经历过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的进化阶段。神农氏是炎帝的部族联盟，轩辕氏是黄帝的部族联盟。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部族或部族联盟的首长承担着组织生活资料的生产和领导部族间战争神圣职责。根据《易经·系辞下》“神农氏作，研木为耙，揉木为来，来褥之利，以教天下”的说法，从炎帝起，我们的祖先己经进入了农耕社会的阶段。而“始与民俱”②的战争也己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所谓“始与民俱”，是指战争和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由于生活资料的极端贫乏，刚则走出动物界的人类，不得不像动物一样，将战争作为生存的手段。③而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化，他们发现，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人们联合起来进行渔猎和农牧活动，比起相互厮杀更能保障其生存和繁衍，于是就产生了抢夺别族生存资料的行为为不义，而保卫本族物质资料的战争是义举的观念。当然，这一观念的增强是十分漫长的。 　　到了炎黄之时，大体己经确立《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部族联盟是在神农氏衰落之后乘势而起的。那时，炎帝欲侵陵诸侯，黄帝乃“修德振兵”，三战炎帝于阪泉之野;东夷蛋尤族又作乱，黄帝乃率诸侯与之战于琢鹿之原，遂禽杀蛋尤。其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据说，黄帝共讨平五十二国，“置右大左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④ 　　其一，禹征“三苗”。三苗为古部族名，其民是居住在江、淮、荆靠近华夏族群的非农部族。由于文明程度的不同，两大族群间经常发生大小规模不同的战乳《尚书·舜典》说:“窜三苗于三危”，将三苗驱除到“三危”即今陕甘沙漠地带。当然，仍有相当数量的苗人仍杂居地华夏族世居之地《大禹漠》说:在帝舜之时，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故派大禹前去伐罪。但是被征服的苗民并不听从大禹的命令。伯益劝之大禹:只能用德政感化苗人。禹听从了他的建议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尚书·大禹漠》)意思是禹一边撤兵，一边实行德治，化干戈为玉帛，七十天后就出现了歌舞升平的局势。此说《吕刑》可作旁证:苗民不信天命，常以恶法欺凌周边民众。额项时就予以威罚;帝尧之时，他更听到了百姓对苗民的报怨，于是“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lil;翟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尚书·吕刑》)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记载。夏苗之战，绝非单纯的兵刑镇压行动，乃是“恤功于民”的社会治理活动:伯夷持法，大禹平水，翟施农教，以数年之功，让三苗人民也过起了殷实的生活。当然，这里有些夸大其辞，但将义战作为推动夏夷和解，从而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则是确定无疑的。 　　其二，西周用兵必行王道、必尊定制的原则。禹与殷之祖契、周之祖翟等同佐尧舜治理天下，但由于他治平九州之水，不仅奠定了华夏农耕经济的地理条件，同时更因坚毅不拔之意志，以身施教，让人知勤、知俭、知同舟共济，可以战胜巨大的自然灾害，亦为华夏之统一奠定了精神上的基础，故而在舜之后，同僚共推，领治华夏，后又位传其子启，公天下进化为家天下。末代主架作恶多端，架之后成汤讨之建商，汤之后封迷天命而虐百姓，程之后姬发伐之而 　　其三，楚庄王对“止戈为武”的定义。从中国的历史看，没有不灭的王朝。建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至公元前770年幽王为山戎所灭，其子平王东迁，便进入了“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的春秋时代。春秋之际，战事犹多。而研究春秋战事，有一点是不容忽略的，即战事对华夏民族“文明礼义”之邦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第一霸主齐桓公每每想征服邻国，而管仲每每则以“不可”相阻，即非以本国国民不富、不安不可，近邻不和、不附不可，兵农耕战体制不整、不善不可，国政不清、君臣德行不正不可。不过，还是研究晋楚之间的两大战役最有意义。晋者，周武王之子唐叔之封国，“华夏”之正脉;而楚者，先公弩动熊事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由于荆楚荒芜，民流于夷俗，所以自熊渠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擅立其长子为王，始与姬氏封国相对。晋文公二年即想伐楚，臣下以“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民未知礼，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