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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作为的路径探析 　　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根本大法是宪法，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良好国家所具有以及所追求的理想。但宪法的性质如何，是一种法律还是作为政策指引或者对于理想生活的关好追求，通过立法者法律的制定实施发挥作用，还是能够适用于司法，一直是理论关注之焦点。在2001年“齐玉菩案”中，受教育权作为写于宪法中的权利却难于在司法中适用，以及2003年孙志刚案的发生，学界对于宪法的司法化以及宪法立法化问题的讨论便日渐焦灼。宪法之有效实施，能否适用于司法尚且难有定论，而立法不作为对于宪法实施的阻碍难辞其咎。由于立法机关怠于履行立法之义务，严重阻碍了宪政实践的良好发展，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宪法并非仅是束之高阁，对于在宪法委托之下如何进行立法，值得我们分析讨论。 　　一、立法不作为之理论 　　立法不作为是由宪法委托理论所引发，对于宪法委托理论之定义、如何发展以及立法不作为救济等基本理论，在陈新民教授的《德国公法学基本理论》一书中作了详尽介绍。该书是国内著作中对此问题研究为数不多的重要文献，并为我国对于宪法实施状况的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方向。 　　宪法委托理论，是指立法机关依据宪法条款实行立法义务来贯彻实施宪法“任何国家的宪法，对于其所规定之事项，都不可能在这部宪法内，毫无保留地、巨细靡遗地规定，而是，赋予立法者制定法律，来达成之。这种由立宪者在宪法内规定立法者有所作为的指示，可称之为宪法委托。宪法委托理论起源于德国公法学者针对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款是否能直接适用于司法还是仅约束立法机关之探讨，并逐渐由方针条款学说转变为宪法委托之理论。方针条款仅起到指引立法方向之作用，立法者应当怎样作为却不受其拘束。宪法委托的含义便在于立法者应当承担就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制定法律的义务，如其所谓之“宪法的口标，是须由立法者来实现’，当立法者出现没有制定法律或者没有完全制定法律的情况，就是立法不作为，亦可称之为立法怠惰，是一种立法者在立法权限由宪法赋予却不依照宪法的意旨来作为的法律现象。在宪法中常常出现这样一些类似语句:“依照法律规定，、“由法律规定”等以及在一些法律文本中所看到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即为宪法委托之适例。由于宪法本身的方针指引作用，对于一些部门性强、不常出现的社会现象只能在原则上作以规定，能够适用于具体法律现象的法律尚需要具体部门法的规定。 　　二、我国立法不作为之现象 　　潘格洛斯i:曾主张“现存的都是最好的”，但是否如此呢?我国的宪法描绘了一幅政治生活有序，公民权利保障完善的蓝图，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细化宪法的条款，法制体系已建设，人们已生活在法治的环境下。但观乎社会现象，立法之不完善情况仍然存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但一有无法可依情况发生时，人们才惊呼法之缺失，但这却为法律工作者乃至法学家所不可忽略之事项。 　　(一)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 　　法律作为宪法的具体化如果仅是照搬照抄宪法的表述其存在的价值也降低了。在我国的立法过程中存在着“宜粗不宜细”的传统，法律的规定往往有着原则性与具体不知所指何物的法条存在，有时竞抄录宪法原话，法律与宪法规范的表述趋同化现象严重。如宪法126条关于法院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法院组织法中的第4条则尽是照搬宪法的此条规定而已。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责的条款在立法的第7条则是原样重复。在宪法的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同样的条款表述也出现在了教育法的第9条[ca宪法因其原则性、基本性的规定难以具体适用，而需要法律的有所作为。法律已经承担着在宪法之委托下经过具体立法来解决宪法条文的原则性问题的任务，法律有义务使得宪法的各项条款更加明确性和具体化。但如果法律还只是粗略规定一些基本的问题，而将如何实施的问题赋予法规来确定实施细则的话，那法律所具有的功能与宪法之功能的界限就变得不清晰，法律的作用未达到。 　　(二)法律的缺失 　　很多案件中体现着法律的缺失对于公民维护权益的不利。在齐玉菩案中，针对齐玉菩所诉讼的受教育权问题，因是民事诉讼中，民法通则并没有关于教育权的法条，因而产生了法律适用的难题而考虑是否能直接适用宪法46条的规定。从此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宪法中既有的权利由于在法律中并没有规定，在公民遇到与此有关的侵权情况时便引发维权困境。而在孙志刚案中所酿恶果的依据仅是行政法规，法规何以能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从某一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法律存在缺失的前提，才导致了下位法钻了上位法的空子。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现实可能性来要求一个非法律人了解法律的一项项规定，但宪法以其言简意赅和重要性而深入人心，但当用其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