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戒喋.docVIP

探究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戒喋 　　唐宋时期为了控制僧尼数量，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在定期编制、上报僧尼籍帐外，又通过发行多种身份证件来控制方外人士，度碟和戒碟就是当时通行于僧团中的身份证件。由于过去所见唐宋时期的戒碟均为敦煌所出，时问多为宋初，且多为居士戒碟，故迄今对于唐辽宋时期戒碟的总体情况尚缺乏充分的认识。在应县木塔秘藏中发现的两件辽代印制戒碟，有助于揭开历来关于戒碟的一些谜团。 　　一、度碟与戒碟 　　度碟是由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剃度的凭证，而戒碟则是由僧官机构及传戒师签发给受戒僧尼以证明其受戒的凭证，二者的性质和功用不同。在中外学者论述佛教史的著作中，很少有讨论唐宋时期僧尼戒碟的专门文字，一些权威辞书如西福保编《佛学大辞典》等将度碟和戒碟混淆，造成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1997年，湛如法师在《敦煌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碟之研究》一文中，介绍了敦煌菩萨戒碟的一些情况。同年土书庆在《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碟研究》一文中，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戒碟，但将度碟和戒碟混为一谈。[2]2005年，白文固在《唐宋时期戒碟和六念碟管理制度》一文中，爬罗剔抉有关资料，对戒碟作了专题讨论和辨正。之后汪圣铎在《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一文中又就白文固的文章作了商榷讨论。这些对戒碟的性质和功用以及受戒制度等所作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见解。 　　度碟作为僧道的出家证明，由政府颁发，也称祠部告碟。《释氏稽古略》卷三载:“祠部碟。天宝五载五月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碟。今谓之祠部者始起于此。”度碟上面通常载有僧尼的籍贯、俗名、年龄、所属寺院等内容。僧尼持有度碟，就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免除地税摇役。唐宋时期，官府可出售度碟，以充军政费用。 　　戒碟不象度碟那样具有官方色彩，而是由僧官机构直接签发，或由传戒师发给，属于佛教内部的一种管理制度。凡是经过传戒仪式受了戒的僧人，都可领取戒碟作为受戒的证明书。《释氏稽古略》卷三载:“受戒给碟。丙了大中十年，救法师辩章为三教首座，初令僧尼受戒给碟。大中为唐宣宗年号，一般认为大中十年(056年)是中土颁发“戒碟”的开始。但俄藏《开元廿九年(741年)授戒碟》(拟题)的发现，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戒碟的作用在于强化僧尼出家受戒的严肃性，增强僧尼的持戒意识。戒碟作为度碟的补充证件，与度碟相辅相成，加强了对度僧各个环节的控制。 　　唐代颁发戒碟以资监督受戒的做法，被后来的辽宋土朝所沿用。唐宋时期的度碟和戒碟具有如同今日身份证件的作用，相当于僧尼旅行时的护照，在此方面二者有相似之处。除此之外，二者的功能和适用范围多不相同。度碟是严肃剃度制度的产物，为僧人合法剃度的证明书，其作用在于控制“度”僧环节，防止俗民随意剃度出家而流入寺院。戒碟是僧人或居士受戒的证明书，其作用在于控制“戒”这个环节，严肃受戒法事仪规。戒碟不仅仅是僧尼的专利，在家的居士也可获受戒碟。“相对而言，度碟的适用范围较小，仅实行于剃度出家的僧尼群体中;而戒碟的范围较大，不仅实行于僧尼中，也实行于居士中。也就是说，若从受戒对象区分，唐宋通行的戒法有两类，一是居士戒法，二是僧尼戒法。这就规定了唐宋的戒碟有居士戒碟和僧尼戒碟两种，且二者在文式和管理体系上各不相同。 　　唐宋时期的戒碟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约40件。这些戒碟多是向在家信徒传授五戒、八戒戒法，向出家信徒传授菩萨戒法的《授戒碟》有3件，授大戒即具足戒的仅1件，授十戒的则1件也没有。 　　在应县木塔秘藏中，有12件文书与戒碟和戒仪相关，包括2件印制的戒碟，原名均为《菩萨戒坛所碟》，为了区别，将其中一件由玉泉寺授发者称作《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碟》(拟名)，另一件未注明授发寺院者保持原名，二者均为菩萨戒碟;同时出土的还有戒仪文书《劝忏悔文、略示戒相仪、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合卷》、《梵网经手记卷第二》、《发菩提心戒本、大乘八关斋戒仪、菩萨十无尽戒仪合卷》、《十戒戒本》、《受戒发愿文》、《菩萨戒坛消文卷中》(仅存包首)等。本文主要就其中的戒碟作一探讨。 　　二、《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碟》 　　《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碟》为板刻墨印，麻纸，单线边框，纵36cm,横37.8cm，框高25.8cm，广30.4cm。字体工整，除末行为扁书宋体外，其余为楷体，文字如下: 　　菩萨戒坛所碟 受菩萨戒弟了: 夫圣非元圣，由罪云灭而圣方隆;凡 非永』凡，因戒月圆而凡迫出。今者，幸遇 罪云已』灭，戒月初圆，冀毕命以恒清，须 亡躯而永』获。从今一得，乃至果圆。誓不 煞盗染妄酣，』誓不说赞铿镇谤。再起绝 根，重催无路。如』夫登危望足，力节凭 归。架海浮囊，岂合中』毁。至若连城楚 玉，夺夜隋珠，世夫所奇，幽』途何托?争 堪遥喻于此者乎?唯慎唯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