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从自治到动员：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的社会基础.docVIP

浅析】从自治到动员：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的社会基础 　　一、引言：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 　　1920年代，作为日本政权的殖民地，台湾各地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使政治经济社会掀起汹涌波涛。多项冲突演变为各地“农民组合”所引导的组织性抗争。① 而在“二林蔗农事件”影响下，农民组合进而串联为全岛的“台湾农民组合”。这场运动一度造成日本殖民体制统治危机。1927年，台湾农民组合举行第一届“全岛代表大会”，是农民运动声势最高峰。然而此后立场趋向激进，手段也日益剧烈。在日本政府大举镇压日本共产党之后的1929年3月，已具浓厚共运色彩的台湾农民组合也面临大肆搜捕，受到严重打击，并被迫转为地下活动。随之而来的是1930年代日本对台施行的“皇民化运动”，以及因应二战军工需求的加压汲取。自此台湾农民运动不再复见往日兴盛，民间反抗声浪一时也略为平息。然而，潜藏于历史脉络及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力量性质，从未遭到彻底铲除，从落入殖民前的清治末期，延续到光复后国民党政权，成为长期基层治理情境基础。 　　台湾农民为何具有如此行动意识与力量?如何解释当时台湾农民运动与组织的蕴酿、兴衰与遗绪?本文尝试追索台湾农民与殖民政权间冲突的社会起源。这些行动与事件尽管未能撼动殖民统治，然而无可否认，它不仅具体演示台湾民众反抗殖民政权的巨大力量，也在特定情境展现传统基层社会内生的治理性质。 　　二、问题与解释 　　日本殖民体制透过基层政权、警察与产业组织等制度结构，深广地涉入台湾基层事务，进行高压统治与资源汲取。农民何以在严密统治下萌发系列行动，甚至串联为广布全岛的组织，造成殖民统治的危机?且不论殖民初期台湾城镇士绅的反抗，事实上在1920年代前，以农民为主的官民对抗早已零星而持续浮现，只是并未演变为全岛规模的组织性动员。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并非突发偶然的事件，而可视为特定结构脉络下的行动现象。这个结构脉络自有因果逻辑，也牵动所衍生之现象形态。问题在于：1920年代的大规模组织性农民运动，其内在性质为何?动员形势及成员的能动性在何种结构脉络的基础上发生作用? 　　日本官方文献与学者为主的论述中，往往从民族、阶级、文化等政治共同体的集体斗争视角进行解释，强调台湾先进文化精英1920年代组织“文化协会”所启蒙扩散的、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如同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当中基于“民族主义”与“阶级意识”对农民运动的解释：“所谓‘生活威胁’一直不过是次要原因，过去此类问题也屡见不鲜，却从未采取争议形态。而自大正十二、三年(1923、1924年)时起，突然以此为主题，变成争议事件，其原因不得不归诸于农民的民族的或阶级的自觉，或是煽动者的介入。”至于煽动者是谁?当中说得明白，就是“文化协会在岛内的启蒙运动”。② 同样作为日本精英，矢内原忠雄则较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他所谓“经济因素”事实上是“阶级经济关系”，因此在他的理解中，台湾农民运动是一场经济基础上的“阶级运动”。且由于殖民地社会的特征，因此“大体而论，民族运动即阶级运动，阶级运动即民族运动”。③ 这个解释与《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具有内在连系。亦即台湾农民运动本质是阶级的、民族的政治性行动。此类解释观点，我们可称之为“政治意识解释”。 　　三、产权自治性与动员 　　(一)产权与自治性 　　人生而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利”来自某件事物的“权利”运用效果。而对于财产物件的权利即为产权(property　rights)。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以土地为例揭示产权性质：“我们也许能够说某人拥有一块土地，并且将它作为生产要素，然而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拥有的是一项权利，这项权利使他可以进行有限的行为”。⑦ 德姆塞茨进一步指出：“一组财产权利是附着在具体的商品或劳务之上，且正是这组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的价值”。⑧ 任何一项财产所蕴涵的意义，实际上是“关于此项财产的权利”以及“此项权利所面临的局限”共同构成的组合。依此权利与局限性质，所能够透过行为选择获得的利益价值，决定了产权价值，也牵动行为决策。政治经济体制可视为由各种产权契约交易规则及决策行为组成的机制安排与体系结构。结构下的行为互动决定资源利益配置结果，并引导调整政治经济行为。政策执行及体制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产权安排体系的调整及治理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具有地方特色。清帝国或者日本殖民体制的统治决策，亦须面对地方内生的结构性质。一旦发生冲突，农民可能采取反抗，甚或动员成为集体行动与组织，尝试回应政权决策。对体制的压力取决农民关于产权的行为与社会基础，以及当下体制的决策情境。产权安排的理念型当中，行为者依意愿运用及交换权利以获益。然而理想效率情境不易在真实社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