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立法语言的模糊性.docVIP

浅析唐代立法语言的模糊性 一 引言 1．研究背景 任何时代，法律的基本作用和核心功能都是定分止争。在此背景的支配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立法，其语言往往打上了准确乃至精确的鲜明色彩，以期能够更好地保障国民预测可能性。然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中，立法语言又带有强烈的模糊性。 目前，学术界有关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分析或从语言学出发，或从法理学入手，以立法语言的模糊性本身为研究客体进行较为深入的阐述。然而本文希望以史为鉴，通过研究唐代立法中的模糊性语言，再现传统社会条件下的立法状况和相应的立法技术水平，以期对我国目前的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2．文献综述 有关法律语言模糊性的界定，学术界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参考，如董晓波从模糊性功能的角度指出模糊性不同于“含混不清”，是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有消极的效应，也有积极的作用。而刘素祎将立法语言与法律语言区分开来，认为立法语言相比于司法和执法语言等其他几种主要的法律语言而言更能够体现法律语言的准确性特点，并指出立法中的模糊语言不是语义无法辨明，而是语言可以作多种解释，在具体的案件中应为何种解释不能从文义中直接推定。也有学者从语义学角度指出模糊性是词语所指范围的边界不确定。本文中所指称的模糊性取于刘素炜的界定。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往往采取二分法的态度，主要肯定，但也会指出其不足。当然，也有的是完全予以肯定。进一步分析其表现形态时，大致归结为两点：一是主动模糊，能利用其灵活性等功能来运用模糊语言，因自然语言的先天不足使立法者不得已而为之；二是被动模糊，受限于语言的自然属性而被动使用。 有关唐代立法语言的研究多是对唐代律法进行的整合性工作，从法律解释或者语义学的角度对其用词进行分析，或将其与我国现代立法进行对比性分析，然而有关唐代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分析屈指可数。本文通过分析唐代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现象及其功能为当代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二 唐代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现象 在浩如烟海的法律文献中，以唐代最为辉煌。有唐一代，诸多法章律典出台，但论及质量、技术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必定是以《唐律疏议》为核心。因此，研究《唐律疏议》的语言模糊性，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诚如前言，法律中模糊性语言的存在可以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形态，《唐律疏议》也是如此。 1．主动模糊形态 为了能够保证律法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同时减少更改的频率，《唐律疏议》中很多条款都使用了主动模糊的手法。 如《唐律疏议·断狱》中“辄引制敕断罪”条下的疏议是：“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这里的“事有时宜”便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模糊性语言，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又如《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这种有关刑罚适用的一般性规定也是利用了高度概括性来提高立法的效益和效率，类推原则更是在我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深远。 2．被动模糊形态 自然语言本身的缺陷使得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模糊性词语，有时立法者自己都没有发现或者不得已而为之。 以《唐律疏议·户婚》为例，其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而该条下的疏议则是：“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违者，各徒二年”。该条实质上规定的便是同姓不婚制度，也即对婚姻的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古代宗法家族社会的发展，使得“同姓”一词的界定和把握容易引起不解和困惑，其核心应是禁止有明确父系血缘关系的人结婚，但形成收养关系并无血缘关系，或者封建社会虽赐姓改姓却存在血缘关系的是否允许缔结呢，仍然值得探讨和深思。 三 唐代立法语言模糊性的功能 立法语言模糊性这种“一体两面”性的双刃剑，其功能表现也分为积极与消极两方面。 简而言之，其正面效应便是语言的灵活性和回旋性，避免绝对化表达。法谚有云：“法律从他判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落后了”。使用精确语言固然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证其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当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时，法律便不可避免地滞后。而较为模糊的法律语言能够解决更为多样的法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滞后，提高立法效率。《唐律疏议·名例》规定：“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在该条文中并没有关于不致死却致伤的明确说明，但参照该规定，杀人尚不入罪，致伤更不论罪。这种“类推原则”的规定看似是立法时的疏忽和遗漏，但却体现了古人高超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能，高度概括了犯罪的法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