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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贿赂是否构成犯罪的探究 　　早在性贿赂这一概念产生之前，历史上就己经存在性贿赂行为了。越王勾践献西施于吴王，王允献貂蝉于吕布，有关性贿赂的历史故事，举不胜举。而今，性贿赂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据报道，90年代以来，在男女贪官干部腐败的案件中60%以上跟性贿赂有关，在被查外地人的贪官中95%的人接受过性贿赂。尽管官方并没有给出性贿赂的确切概念，但从本质上来说，性贿赂就是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指的是，一方利用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利益与另一方发生性关系以达到满足生理欲望和感情需要的目的，而另一方或利用自身姿色与对方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关系，或借用雇佣美色勾引对方，从对方手中获取财物和利益。其贿赂一词，与我国刑法上的贿赂罪一词极为相近，但笔者认为，这种称谓本身就具有混淆性，并不准确。有学者就指出，所谓的“性贿赂”仅是一个俗语，本身是不可能被准确定义的词，“贿赂”与“性”没有必然与直接的关联性，将“性”与物质并列作为贿赂的载体，是对“贿赂”的误读，更是对“性”的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贪官进行权钱交易的一个动因或一种手段，性贿赂行为称为附属于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手段。笔者认为“性贿赂”，不构成贿赂罪，而且其本身就不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内。 　　一、性贿赂入罪缺乏现实典范 　　(一)性贿赂案例探究 　　实践中，性贿赂有四种方式，第一种直接性贿赂，即行为人自己直接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获取利益，如李某性贿赂成某某，蒋某某性贿赂各级上司等。第二种是付费的间接性贿赂，即行为人出钱请第三者，通常是卖淫人员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以获取利益，胡某某就接受了很多下级提供的此类性贿赂。第三种是间接性贿赂，即行为人与第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由第三者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以获取利益，如张某某案件中，妻子提供性贿赂，丈夫升迁的案例。第四种是混合性贿赂，即行为人既直接或间接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也给予受贿人财物，获取利益，如某市女公安局长安某某接受双重贿赂的案例。对于第二种情形来说，应认定为现行刑法中的受贿，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判的。如某市丁某与城建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某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后，就常带温某一起去嫖娼，费用均由丁某支付。后来，丁某直接将钱放在温某所住房间的枕头下，由温某自己支付，温某以这种方式共收受丁某所送人民币共计13次，累计9500元，作为回报，温某为丁某争取了数个建设工程。而后，检察院以受贿罪对温某提起公诉，并将其收受的9500元嫖娼费计入受贿额，法院审理后，认为温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包括嫖娼费在内的他人财物3万余元，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正常管理活动，其行为己构成受贿罪。在此情形中，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由他人埋单，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金钱后，自己去嫖娼，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性只不过是它的表象，其仍然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而对于第一种第三种及第四种情形中的典型的直接的权色交易行为，笔者认为不构成犯罪。 　　(二)性贿赂立法实践 　　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并未规定性可以成为贿赂物，也并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性可以成为贿赂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还表示“《意见》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所有形式的贿赂行为，而且可以预见新的贿赂手段还会不断出现，准确适用法律惩治各类受贿行为，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受贿的权钱交易本质，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以将性贿赂入罪，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反而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其次，从目前刑法规定来看，与性交易相关的卖淫与嫖娼并没有入罪，而是由行政法来调整，对于通奸这种情况来说，行政法都无法进行干预，只能是依靠道德来调整，(而“性贿赂”从“性”的表现形式上说，其实质是一种通奸行为)这无不体现出法律尤其是刑法在处置涉性行为上的谨慎。再次，从国际范围来看，真正将性贿赂入罪的只有日本的一个法例，日本的《刑法》第197条规定，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利益，包括财物，艺妓表演，性服务等等，都可称为贿赂，但是日本的这种规定，与日本人对性的特有认识及其色情产业合法化的现实状况是大有渊源的，也就是说，它的这种规定有其特殊的国情需要。除此之外，尽管美国在其《刑法》，《反歧视法》中规定了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但这也不属于是刑罚处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并没有对贿赂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其第一章第二条“术语的使用”部分指出:“公约所指的财产系指各种资产，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还是不动产，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的产权或者权益的法律文件或者文书:犯罪所得系指通过实施犯罪而直接或间接产生或者获得的任何财产。”都没有提到任何非财产型利益。而且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包含性贿赂情节的贿赂犯罪必然伴随严重的经济犯罪，性贿赂往往与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