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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农事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州人。长期以来，苏轼是以一代文豪的面目出现的，但实际上苏轼不仅是一位文学巨擘，而且是一位卓有政绩的治世能臣。他曾前后两次任职山东，一次是在熙宁七年(1074)，一次是在元丰八年(1085)。在任期间，他对当地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非常关注，不仅亲自组织并参与当地农业抗旱救灾活动，促进了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而且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因法利民，造福百姓。作为一位诗人，他还以独特的创作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和体恤，为当地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这些政绩与诗篇都源自他思想中浓厚的济世情怀和民本意识。这种情怀、意识和灾害治理的种种举措，对于今天的“三农”事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浓厚的民本意识 　　苏轼同情农民，关心农事，与他浓厚的民本意识和儒家情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成为他立身为官的基本行为准则，成为他政治哲学思想的底色。 　　首先，在人生经历上苏轼深得儒家思想沾溉。巴蜀学人“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苏轼少即治经传于家学。后读《汉书》深为范滂事迹所激励，遂“奋厉有当世志”。青少年时期的苏轼，熟读经史，接受了经世济民的思想。又受宋人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的影响，故能在仕宦生涯中，以民为重、以“仁”为念。 　　嘉祐二年，苏轼应试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由儒家仁厚之心推及刑赏忠厚之义，颇有孟轲之风。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试进策，陈述了自己的改革措施，在北宋政治改革的风口浪尖上，苏轼走上了政治舞台。他曾在制策《安万民》中提出多项利民方略，在《既醉备五福论》中，又主张追慕前贤的“至诚”态度，“视民如视其身，待其至愚者好其至贤者。”青年时期形成的儒学思想框架，奠定了他一生为政、立身、行事的基准。熙宁年间，苏轼外放，此后经历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在黄州和以后在岭海，苏轼信仰的基本思想还是儒家思想。贬谪黄州，苏轼曾一度在思想上陷入困境，借助佛老涤荡内心，但他并未放弃儒家思想。谪居期间“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苏轼潜心治经，始作“三传”。晚年南迁，岭海时期的苏轼更是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达到全新的人格境界，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儒家思想的支撑。 　　苏轼在朝则以道事君，在外则以民为本，为官一处造福一方。守凤翔时，苏轼实地考察木筏河运之害，并上书求修河运衙规，以官榷与民，纾减其害。熙宁四年又上《谏买浙灯状》反对宫中减价收购浙灯。熙宁六年在杭，发动群众开河、疏浚西湖、修建苏堤，整治六井，赈济灾民。七年在密州率民抵制蝗灾，蓄粮以收弃儿;十年在徐州筑堤抗洪;在黄州，上书太守革除溺婴恶俗;元祐五年在杭，组织医治疫病，筹建安乐坊;在惠州，义收骸骨，修建新桥，建医院，发明秧马，引水入城。在岭海也不忘推广普及中原文化。这些都体现了儒者情怀。苏轼毕生入世，在其仕宦的每个阶段，儒家思想和民本意识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学术上苏轼也深受儒学影响。苏轼秉承家学，长于经史，少即“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治史以史论为主，议论精到，观点独特。治经授命于父，作《东坡易传》。苏轼曾言：“臣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他表示论史主要是着眼于观历代风俗之变，考盛衰之迹，进而论古以讽今。治经也是为“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他称赞俞括的议论“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还对陆贽非常推崇。在《东坡易传》以及《韩愈论》、《扬雄论》中，苏轼集中批判了先前的人性论，提出了以情为本的人性论。在政治哲学上，继承了正统儒家“仁”的思想，强调民本。苏轼还批评汉唐儒学为“简而易知，近而易行”的“一代之法”，转而追求“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远流长”万世法。在仁义德法论上，苏轼以情释礼，阐述了礼的社会性，自成一体。苏轼儒学秉持“推阐理势”的理路，以经、史为二切入点，从治史入、从治经出。跳过汉唐儒学直追原儒，寻绎构建现实政治原则的思想资源。苏轼儒学，顺应了政治变革的趋势，对于儒学的复兴和宋学的建构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二、组织并参与抗旱救灾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因为反对新法受到变法派压制，苏轼要求调离京师，于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39岁的苏轼被调往山东。赴任途中，苏轼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高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表达了自己经世济世的一面，同时也留下了“袖手何妨闲处看”“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词句，流露出一种对新法和当地农业生产的担忧。是年11月苏轼到达密州任上。作为密州的行政长官，一到任便面临着灾情的严峻考验。 　　这一时期，正是宋代自然灾害的多发期。“宋代时期自然灾害链现象十分常见。最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