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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世纪欧洲史学的档案研究传统以兰克史学为例 　　自然科学的发展给19世纪历史学提供了实证主义榜样，科学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历史学的科学化取向。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政治思潮，民族认同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历史学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利器。18世纪的神学与史学进步给19世纪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样板，奠定了基础。档案研究成为历史学实现以上诸项目标的主要道路。加上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特别是1794年法国稿月七口档案法令的颁石J，规定了档案向民众和学术研究开放的原则。从19世纪开始，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首都都设有近似于公开的研究室，其目的就在于“使人们能够在那里接触到官方历史档案”，历史学家可以比较自由地利用档案。这就是19世纪史学研究中档案研究学派发展的基木背景。 　　一、兰克史学中的档案研究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一1886年)是19世纪最伟大的德国史学家，是现代史料学派历史学的奠基人，他确定了后来叙事史学、国际政治史依靠史料秉笔直书的基调。1814年，兰克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占典语言学和路德神学，在这里，他变成了一位语言和文献专家，把占希腊经典作家的著作翻译成德文。1817年，兰克凭一篇关于修昔底德的析学思想的博士论文毕业，得以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高级中学任教。1818年以后，他对巧世纪各民族的生活发生兴趣，当他查阅了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里的文献，发现《昆廷·德沃德》和康明的《回忆录》所描写的路易十一和大胆查理很不相同，不同历史学家的著作相互矛盾之处很多，许多人都是抄袭他人，或者是毫无根据的胡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很远。兰克回忆说:“我经过比较，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离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真实。 　　1824年，《拉和条顿民族史》出版，这木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是历史的汇编，而不是一部历史”。他在序言中写道:“历史指定给木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可是木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不过遵循了事情是怎样的就怎么叙述的原则。”汪这就是著名的兰克史学“如实直书”原则的最初表达。在木书附录-《对近代历史学家的批判》中，兰克提出了一整套史料批评方法。他认为，史料根据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他指出:“当我们研究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史料作家的那些撰写原始情况的作家，并把他们的著作看成是原始材料的时候，应该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那些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或者仅仅是和那些事件的同时代的人。嗯他认为，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学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他觉得第一手史料是指一些官方档案文献，当事人的书信和回忆录。第一手史料是可信的，第二手史料是值得怀疑的，需要考证的。兰克认为，必须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确定二手史料和一手史料的关系，如果能确证，二手史料也是有价值的。③ 　　《拉和条顿民族史》出版后受到了人们高度赞赏，他也从一个无名的中学教师变成柏林大学的编外教授。他对自己在书中发展出来的，注重第一手资料及其辨析方法更加确信无疑。引起兰克极大兴趣的是柏林的档案馆。他发现了16世纪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的报告47册，“这些报告为他指出一条更为严肃认真的研究道路，这是他在编写第一部著作时未曾发现的。他对威尼斯报告的熟悉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猛然间领悟到:近代欧洲的历史必须借助新鲜的、当代的资料予以重写。它们开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依靠这个营养的泉源，他可以使三个世纪中的场景和演员重现。”④他的研究从中世纪史转入世界近代史。1827年，借助威尼斯报告，他很快编成了《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君主国》一书，作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卷。这木书获得了普鲁士政府的肯定，他获得了一笔资助，开始了为期4年的“科学考察”。他的目的地是意大利，他认为，那里收藏了关于16.17世纪的欧洲外交档案。在抵达目的地前，在维也纳寓居的一年里，他结识了档案管理员科皮塔和他的朋友武克，在他们的帮助卜，他查阅了维也纳大量的档案，编写成《塞尔维亚革命史》。在维也纳的档案馆里，他见到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的萨努托口记。③他发现，达鲁从巴黎手稿中抄录卜来的宗教裁判所条例是17世纪伪造的。”#39; 1828年10月以后，他来往于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等地的官方档案馆和私人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放弃了撰写意大利史的计划，因为他发现，仅仅是教皇的资料就足以独立成书了。但是，梵蒂冈档案馆让他吃了闭门羹，不过，罗马的望族巴贝里尼家族的丰富藏书和私人手稿也使他获益匪浅。利用在意大利收集到的档案资料，兰克于1834年出版了《教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