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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收养契约及收养关系 　　收养契约是用以确立收养人与养子之问权利、义务的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关系是双边行为，养子对收养人有教养、监护、负责其成家立业、财产共享的权利义务，也有权要求养子在继嗣之后，承担相应的家庭事务、养老送终、顶立门户、传宗接代，并在养父母去世后，服丧祭祀。在中国古代宗法封建社会中，收养制度很早就出现了，但真正形诸文字的收养契约，见于唐五代时期，各种文献证明了中国古代涉及家庭、家族继承问题，亦需订立契约。在中国古代的收养制度以及民问的收养实践中，针对继嗣问题，存在同姓同宗继嗣与收养异姓继嗣的不同情况，也有出于政治、军事目的需要，大量收养异姓义子者。 　　一、中国各朝代关于收养问题的律令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等级社会，是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嫡庶承继的组织原则，维护宗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在西周就已经建立，周礼的抽象精神原则就是所谓的“亲亲，，，即家庭成员都要服从家长、族长的统治，从而维护宗族中的正宗世袭权。因此，立嗣继承就成为重要的事项。收养制度与宗桃继承直接相关，是确立宗嗣关系是否合法成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论语·为政》篇云:“齐之以礼。”礼是封建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而制定的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自此，宗法制度与礼相结合形成的礼制成为巩固封建世袭制度的基础，西周以来一直延续到清末，几千年中，成为维护中国传统家长制世袭统治的有力武器。关于收养制度，礼制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如《礼仪注疏》中明确规定:“同宗则可为之后。”匡对无子嗣者需要收养后嗣的问题，所收养的养子必须是同宗男性才能成为合法后嗣。这是为了保持家族血缘关系继承的纯洁h}而作出的规定，相应的，非同宗的异姓子就不得收养为后，因此后人对于礼制在收养问题上的准确诊释是:同宗则可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这原本是为了保持父系家族血统的纯正，防非父系血统的异姓人扰乱宗族正统继承而出现的一种人为规定，却也要被蒙上一层超自然的面纱，即“神不歌非族，鬼不享淫祀，成为同宗收养的理论依据。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律令都是遵循礼制制定。当礼制一旦确立，封建统治者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律令条文来将这些礼制思想用法律形式贯彻执行。养子问题，各朝代的律令中都有所规定。汉以前的相关律令多已亡佚，无从详论。新出土的西汉《二年律令》简中，第三七八号简中有“同产相为后”的条文。这里的“同产”就是指同父母所生产出的兄弟，即同胞兄弟，可以继为后人。至于异姓，有“夫异姓不相为后，礼之明禁” 的规定。到了晋代也有令文可循，《通典》卷69《礼》中，指出“无子而养人子”，是以收养兄弟的儿子作为前提的，《晋令》明确规定禁l目父养异姓。唐代沿袭了汉晋时期的收养制度。 　　《唐律疏议》卷12引唐《户令》云:“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这条令文规定无子者只能收养同宗男性中父子辈分相当者，否则，会受到刑罚惩处-被判徒刑一年，给予被收养的一方，也要答五}一。但是对于遗弃于路边三岁以卜的孩子，唐律规定可以收养。这是基于仁慈、道德方面的考虑，但客观上也为收养异姓子开了一盏灯。当然从主流上，唐代的统治者仍然把守着“同宗则可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这一基本准则。《宋刑统》户婚律中的“养子立嫡”条，其文字全盘沿用了《唐律疏议》的内容，表明宋朝在养子的法律规定上，沿袭着唐朝的制度。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传统的律令制度仍然予以承继，尽管针对养子问题，结合民问实际，对“妻侄承继以籍为定”、“异姓承继立户”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元典章》中仍然规定“禁乞养异姓子”。《大明会典》明确规定:“并不许乞养异姓为嗣，以乱宗族。”清代的《大清律例》在收养问题上，沿袭明朝的令文，但也有所改变。《大清律例》中认为对于收养异姓子的罪责，关键在于是否“以乱宗族，，，否则，当不为罪，区别就是是否以异姓子为继嗣。 　　总之，在中国古代的收养制度中，养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养同宗之子为继嗣者，国家认可;另一种是养异姓子为后嗣者，国家不认可，并且会治罪。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小宗族血统上的延续性，巩固宗法世袭制度，避免“氏族失真，宗盟乱叙，争夺衅作，迭兴词讼”这样的事情发生。 　　二、中国古代收养契约的分类 　　1.同宗养子契。中国古代收养契约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叫做同宗养子契。这种养子契，符合传统的官府法令。例如，《沙州文录补》中所录的《宋乾德二年史祀三养男契》，其中，契文写明收养的目的是因史祀三无亲生之子，将兄子收养作腹生亲子。养子的权利是聘新妇，家产平均共享，养父还代还其债务;义务是共担家中活计，孝顺父母，传宗接代。同时还写明，如果养子不孝顺养父母，除去净身出户外，还要呈告官府，控怜逆之罪。这一点在异姓养男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