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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 　　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 　　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说，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国家与文明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以农业的发明和农耕聚落的出现为起点，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这样三大阶段。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对以往学术界曾流行的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采取了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社会即文明社会到来时的一些现象和物化形式来对待，在阐述国家和文明起源过程中来分析这些文明现象。至于“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对于酋邦等理论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心聚落形态”来解决从史前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阶层起源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特征等问题。 　　“邦国-王国-帝国”说解决的是进入国家社会之后国家形态的演进问题。它与日本学术界提出的“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说、我国学者提出的“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说与“古国―方国―帝国”说以及“早期国家-成熟的国家”说等理论模式的区别，不仅仅是名称概念的不同，而且还涉及国家形态的问题。以“王国”问题为例，在“邦国-王国-帝国”说中，它包含了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和形态的问题，也包含着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中的王国(王邦)与邦国(属邦)的关系问题，还包含了由部族国家走向民族的国家以及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由“自在民族”发展为“自觉民族”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前后衔接、递进，构成一个内涵较为丰富、较为周全的学术体系。 　　在“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中，不但划分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和相关的社会类型及其前后的演进过程，而且还涉及一系列专题性课题，诸如：阶级形成的途径问题;在史前权力的演进中，其公共权力是如何突破聚落乃至酋邦的空间限制而形成国家权力的，权力的空间性与宗教的社会性在史前权力演进中是如何互动的;史前战争对于权力集中的作用;最高酋长、邦君与王权三者的联系与区别问题;古代国家概念、定义与标志问题;古代民族与部族的概念、定义以及二者的区别与关系问题;国家与王权的关系问题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作出理论上的创新和研究上的推进。 　　二、从村邑聚落到都邑国家的三大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过程也就是史前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起点，我们之所以要从“ 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这一阶段说起，这是因为农业的发明乃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以农耕畜牧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起点。农耕聚落的定居生活促进了人口增长，土地集体所有制即聚落所有制得到了发展，从而以聚落为单位的经济、军事、宗教礼仪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的活动开始形成，社会一反过去的分散状态，朝着区域与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农业起源并初步发展于新石器时代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