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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时日本报界视野下的女性动员 　　1938年2月，陆军省向国会提交了旨在强化战时体制的《国家总动员法》，由此揭开了国家总动员的序幕。国家总动员的目的是试图以“国民运动”的方式实现全民统制，以此促进军工生产，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在国家总动员运动中，报纸等传播媒介因其强大的教化和传播功能，为日本当局所青睐，成为“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从女性动员报道的侧面入手，对战时日本报界在形成女性动员意识、推动女性动员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考察，以此探讨战时日本全民动员体制框架中的传播因素。 　　一、 强化女性“勤劳报国”意识随着大量男子被征入伍，女性成为后方主要劳动力，女性动员遂成为补充劳动力不足的主要手段。为顺利推动女性动员的开展，政府当局不但加大政策力度，使女性动员成为义务，更是在精神层面加大引导力度，试图建立起自觉的女性动员意识。而在女性动员意识的唤起方面，日本报界发挥了宣传和鼓吹的作用。 　　首先，为应对日益匿乏的军需资源，日本政府于1943年制定了“国内态势强化方策”，扩大了国民征用范围，除将特殊职业者列入国民动员范围之内外，鉴于“当下劳务状况，可以动员的除女性、学生和高龄者之外别无他人”，①特别强化了对妇女的动员体制，其中确定了男性禁止从事的17种职业，以将男性从中解放出来，充实兵源。更有甚者，一些单位除了向规定的17种职业转移女性工教职员在战役中丧生。 “女子挺身队”是战时女性参与战争、服务战争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日本民众支持战争、推进战争的一个缩影。女子挺身队的推行主体是日本政府，而报界则在其推行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二、力倡女性“生育繁衍”责任 　　家庭既是人类社会最基层的组织，也是人类实现发展的最小单位。在战时体制下，日本实施了家庭动员，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家族国家观，②力求充分发动每一个国民的积极性，以顺利推行侵略战争政策。 　　1937年，为“提倡国体明征精神，明确国体本义”，文部省思想局发布了《国体之本义》的小册子，认为天皇即国体，万古不变，因此“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扬克忠克孝之美德。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进而把“忠君爱国”、“忠孝一体”作为“臣节”，其最大特点便是“强调政教合一的精神”。③ 　　1941年，文部省教学局发行《臣民之道》，强调“皇国臣民之道，源自日本之国体，在于扶翼、奉行天地无穷之皇运”。④1942年3月，文部省又发布了“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目的是“刷新充实家庭生活，发扬家族制度美风，养育能够担负起皇国重责的健全子女，振兴家庭教育”。该要纲特别强调了“母性”的作用，称女性担负着“养育下代皇国民的重要责任”，因此必须建设“健康、明朗的翼赞家庭’，。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青壮年被送上战场，致使出现兵力和劳动力匿乏的现象。为此，1941年1月23日，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确立要纲”，打出了“为了国家生育、繁殖”的口号，提倡早婚多育，将女性结婚年龄提前3年，并确定了一对夫妇平均生育5个孩子的目标，以“确立东亚盟主的地位”。为此，报纸提倡“将全日本女性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一扫而光”，并鼓吹“生儿育女是女性报国的义务，也是守护家园的使命”。⑥这样就把国民个人的结婚和生育等问题与确保兵力和生产力等战争国策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推行战争的手段。 　　“人口政策确立要纲”出台后，各大报纸均对战时人口政策作了报道。从数量来看，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东京朝日新闻》关于战时人口政策的报道就达142件，而《信浓每日新闻》则达226件，平均每3天就有一篇相关报道见报。⑦“多生多育，、“生育繁殖”等口号充斥于各报报端，成为当时的流行讯《京都新闻》认为，战争取胜的根本在于儿‘确保人力资源才是一亿国民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对皇国真正的奉公”。同时，该报还对京都的出生率进行了报道，并称新生男儿中以“胜，、“禾了、“武，、“勇”等命名的非常多，“这是决战下必胜精神的体现，也表现了皇国资源的膨胀’，。⑧ 各报不但从数量上呼吁多生，还从质量上要求“优育’。 　　三、鼓动女性参与“满洲移民” 　　在“满蒙生命线”框架下，日本政府当局除了极力强调“满蒙”在日本经济、国防上的重要性之外，还把“满蒙”定位为旧本过剩人口的吸纳“为建设满洲的这片王道乐土，女性应自觉参与到满洲建设事业中来”，①将日本文明传播于此。 　　总之，茜洲移民计划不过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的手段之一，而报纸以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为借口，煽动不明真相的日本妇女背井离乡，到“满洲”开辟所谓的“第二故乡”。这些妇女在国内基本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贫民，她们听信政府和报纸的鼓动宣传，满怀希望“在欢呼声中来到广阔天地挥动铁锹建设新生活”，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报纸的宣传大相径庭。她们不但没能获得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