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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域外传播研究的门径 　　一、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研究近年来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据初步统计，目前出版的相关专著已经有十几本之多，相关博士论文已有几十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及教育部课题中与此相关的也有十余个。随着“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开始向这个方向聚焦。应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很大，成果显著。但由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崭新领域，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人思考。例如，应该如何更加深人地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从知识和学科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研究领域?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展开这个领域的研究?此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何在?本文试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二、西方汉学文献学亚待建立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开卷就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娃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告初学。”学问由目人，读书自识字始，这是做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方法。此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研究及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因为，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典籍翻译的推动者以传教士为主，传教士的译本在欧洲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形。十七世纪时传教士的一些译本是拉丁文本，例如柏应理和一些耶稣会士联合翻译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其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很快就有了各种欧洲语言的译本，有些是节译，有些是改译，如果我们没有西方汉学文献学的知识，就搞不清这些译本之间的关系。 　　十八世纪欧洲的流行语言是法语，会法语是进人上流社会的标志。恰好此时来华的传教士已经由以意大利籍为主转变为以法国耶稣会士为主。这些法国来华的传教士学问基础好，对中国典籍翻译极为勤奋。法国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包含了大量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介绍和翻译。例如，来华耶稣会士李明返回法国后所写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emoaressur L #39;etat present de La Chine )16%年在巴黎出版，他在书中介绍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籍《五经》，同时介绍了孔子的生平，李明所介绍的孔子生平在当时欧洲出版的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中是最为详细的。这本书出版后在四年内重版五次，并开始出现多种译本。 十九世纪后英语逐步取得霸主地位，英文版的中国典籍著作逐渐增加，版本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美国诗人庞德在翻译《论语》时，既参照早年由英国汉学家柯大卫(David Collie)翻译的第一本英文版《四书》，也参考理雅各的译本，如果只是从理雅各的译本来研究庞德的翻译肯定不全面。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典籍的翻译一直在继续，翻译的范围不断扩大，学者研究百年的《论语》翻译就有相当数量的译本，而《道德经》的译本更是不计其数，有的学者说世界上有两个被翻译最多的文化经典文本，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道德经》。这说明在我们从事文明互鉴与互动研究时，尤其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翻译和传播研究时，一定要从文献学人手，从目录学人手，这样才会保证我们在做翻译研究时对版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清楚的了解，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学术传统中“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在我们致力于域外汉学研究时同样需要。 　　目前，国家对汉籍外译工程投人了大量精力，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我们在推进这项工作之前，应该摸清世界各国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哪些译本是受欢迎的，哪些译本问题较大，哪些译本是节译，那些译本是全译。只有弄清楚这些，我们才能确定更为可行的翻译政策。 　　三、中译外翻译理论与实践有待探索 　　翻译研究是做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整个研究就不能建筑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在翻译研究中如何创造出切实可行的中译外理论是一个ll}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翻译的理论及指导观念不发生变革，一味依赖西方理论，并将其套用在中译外实践中，那样，中国典籍的外译将不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外译中”和“中译外”是两种翻译实践活动:一种是将外部文化译人本土文化之中，我们称之为“译人”;另一种是将本土文化译人外部文化之中，我们称之为“译出”。几乎每一种有影响的文化都会面临这两方面的问题，即文化的接受与外传问题。 　　我们有着悠久的外译中历史，例如汉代以来中国对佛经的翻译和近百来中国对西学和日本学术文化的翻译。中国典籍的外译最早可以追溯到玄类译老子，但真正形成规模则始于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即上面所讲的高母羡、利玛窦等人。中国人独立开展这项工作则应从晚清的陈季同和辜鸿铭算起。外译中和中译外作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有共性，这毋庸置疑，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目的语和源语言在外译中和中译外中都发生了根本性置换，这种目的语和源语言的差别对译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