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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车战没落的原因 　　在车战兴盛的时期中，战车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国力的指标之一，如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等提法。西周、春秋时的许多战役都以车战为主，而且规模很大。前632 年，晋、楚间的城濮之战，晋国出动战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前607 年，郑、宋间的大棘之战中，郑国一次就俘虏了宋国的战车“四百六十乘”(《左传·宣公二年》)。春秋晚期，各国军备激增，这时晋国的战车达四千乘，楚国战车的数量也与之不相上下。然而自战国以降，车战逐渐没落。汉代虽有“车骑将军”等名号，但在战争中，车辆多用于运输辎重或环卫营地。唐代发生安史之乱时，房琯曾循古制以战车御叛军，结果吃了大败仗，被舆论视为食古不化、不识时务。 　　声势浩大的车战为何竟走下了历史舞台?分析起来，原因大约有以下诸端。 　　首先，战车无论驾四匹或二匹马，都是一个庞然大物。虽然车体不算太笨重，但由于占的面积大，所以只在开阔地上才能纵横驰骋;水网、丘陵、林莽、沙漠地带均不利于车战。早在西周时期，《不期簋铭》就说：“弗以我车函(陷)于艰。”即告诫车士要注意地形，不要陷于困境。《吴子·应变》说：”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前575 年的鄢陵之战中，晋国的车队就“陷于淖”，几乎覆没。加以它们投入战斗时须编成作战队形，即所谓成列;如果不是在大平原上，就难以充分将队形展开。何况，单独一辆车固然可以快速奔跑，而成百辆车组成的车队再带上它们随车的徒兵，运动起来则比较拖沓。当时车队行军的标准速度是一天三十里。《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杜预注：“舍者，军行一日，止而舍息也。”并说：“一舍三十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注)。《孙子·军争》说：“三十里而争利。”《韩非子·说林》也说：“我行三十里击之。”春秋时1 尺约合22 厘米。1800 尺为1 里，约合396米。以现代用语表述，则车队一天才前进不到12 公里。说明成队的战车不够灵活，这是它难以克服的弱点。 　　再者，车战的战斗方式也很特殊。古车一般只乘二人。乘三人的车不仅出现得相对晚些，而且三人中还有一人应是将领。即郑玄所说：“左、左人，谓御者。右、车右也。中军、为将也。”(《诗·清人》笺)杜预也说：“( 将领)在中央当鼓，御者居左，勇力之士执戈在右”(《左传·成公三年》注)。但车上乘将领的机率毕竟相对要小，所以多数战车上只有左边的御者和右边的武士，这种安排既是传统也是常规。甲骨文中记载商王田猎时，多强调猎物在右方，如“射右豕”(《合集》28305,28366)、“射右鹿”(《合集》28327,28339 ;《屯南》495)、“射右麋”(《合集》28364,28365,28377 ;《屯南》641)、“射右兕”(《合集》28392)等例。因为二人乘一车，左边是御者，所以只能由居右的持武器者射击右侧出现的猎物。又甲文称：“癸未卜，王曰贞。右兕在行，其左射，及”(《合集》24391)。这里说的“左射”指左旋而射，与《诗·秦风·驷驖》“公曰左之，舍拔则获”的用意相同。进行车战时更是如此，双方的两辆车接近时，各自均应向左调转，称“左旋”，以利于双方右侧的武士交锋。也就是说，车战中有共同的规则，双方都必须遵循;否则乱打一气，势必成为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混战。《诗·郑风·清人》“左旋右抽”，即指这种战斗动作而言。但通行本中“右抽”的“抽”，实系误字。《说文·手部》“搯”下引三家诗作“左旋右搯”。搯训击刺，于义为胜。 　　世界各国均以步兵为最古老的兵种，然而在我国盛行车战的年代里，步兵却大都作为战车的隶属徒兵而存在。西周时，据《禹鼎铭》所记“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的比例推算，这次出动了一百辆战车，每辆车配备两名车士，十名徒兵。后来增加成“五伍共卫一车”的二十五人制。春秋时，则如《左传·隐公元年》杜注所说，“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为七十二人制了。说明步兵的重要性在增加。但当时战车上的甲士最低也是“士”一级的贵族，而步兵却是庶民即“国人”。作战时“车驰卒奔”，即战车在前面冲锋陷阵，步兵在后面跑步紧跟。步兵不仅在编制上隶属战车，所执行的任务也是为战车服务。冲锋不必说，败退时也要首先保住战车。在晋、楚间的之战中，战败了的晋军“殿其卒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即让战车先撤，步兵在后面作掩护。我国南方多水网沼泽，故南方各国的战车不多。据《吕氏春秋》记载，在前505年的吴、楚之战中，吴国选“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又据《国语·吴语》，在前478 年的笠泽之战中，“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这三千人和六千人都是步兵。吴国原来不会车战，直到前584 年，晋国才派巫臣到吴国去，教会吴人射法、御法和车战阵法。在北方，戎、翟居山地，中原国家如果攻打他们，车战同样难以奏效。特别是当时的起义军，如所谓萑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