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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反政府武装及其相关问题 　　曾几何时，我们把古代的啸聚山林、邪教作乱和社会动乱统统都说成了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而且认为正是这样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种描述给人们一种错觉，好像古代的社会，清平得连一个盗贼和邪教也没有;这种理论也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似乎动乱得越厉害、破坏得越严重，社会就会越进步，真是匪夷所思。最近20年，尽管历史教科书已经不再浓墨重彩地描写农民起义了，尽管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已经寥若晨星，然而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彻底的清算，因此在人们的头脑里对于农民起义的看法仍然是一桶掇糊，无论学者还是民众，一谈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合法的，一谈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总觉得还是离不开阶级斗争。然而我们对历史和对现实采取了双重价值标准-在历史上被肯定的在现实中不能通用，而在现实中被否定的却在历史中得到颂扬，这样的史学理论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因为历史其实是过去的社会，而现实社会是未来的历史，如果历史与现实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那么就无法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而要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必须重新审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关于反政府武装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是一个非常不确切的概念，因为无论是从起义的领导人和参加者来考察，还是从起义的原因、目的、纲领、结果来考察，都无法把它们界定为“农民起义”。 　　1.领导人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起义数以千计，其中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数以百计，发展为大规模动乱的数以十计，这些起义的领导人中像刘邦的父兄是地主、本人是泅水亭长，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吕母能够变卖家产聚众造反当是琅娜富户，刘缤刘秀是皇族宗室，张角、方腊、钟相、杨么都是邪教教主，孙恩、卢循是世家大族，李特是寅人族长、流民首领，李渊是隋朝官僚，宋江是衙门青吏，黄巢、洪秀全是落榜秀才，张士诚是私盐贩子，朱元璋是出身贫苦的僧f吕，李自成、张献忠是行伍出身，冯云山是私塾先生，杨秀清倒是烧炭工人但又是会玩“天父附身”降神术的巫师，韦昌辉和石达开是地主，只有陈胜和樊崇的身份可以确定是农民。如果按照起义领袖的身份来界定，那末大多数起义就都不是“农民起义”了。 　　2.参加者 　　那么“农民起义”是否都是由农民参加的起义呢?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除非小规模的工匠造反、士卒兵变、僧吕抗争、商贩发难可以说不是农民起义(其实他们与农民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大多数起义必定是有大批农民参加的。然而，可以同样肯定地说，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军队必定也是由服兵役的农民或者是为了“当兵吃粮”的农民所组成的;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必定也是由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农民所组成的;武断乡曲、称霸一方的地主武装必定也是由依附于他们的农民所组成的。如果因为由农民参加的起义就叫做“农民起义”的话，那么另外这些由农民参加的武装又叫什么呢?能把它们叫做“农民军队”、“农民强盗”或“农民民团”吗? 　　3.目的 　　有人争辩说，虽然各种武装力量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但是它们的性质不同。那么它们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应该是由它们的目的决定的。可是发动“农民起义”的领袖的目的和参加“起义”的群众的目的是不同的。 　　4.纲领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难以知道起义领袖内心的想法，但是通过只言片语也可以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如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和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都显露出他们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起义领袖提出的口号纲领往往非常动听，如“均贫富，等贵贱”和“迎闯王，不纳粮”，但这些口号纲领只是一种争取民心的策略，前者未见真正实行，后者纯粹属于空想。农民起义最完整的纲领莫过于《天朝田亩制度》，但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是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所以定都天京后就没有实行过，各地所发现的太平天国颁发的田凭仍然都是按亩收税的。起义领袖们内心真实的思想，不能光听他们的纲领，还必须看他们的行动。我们看到许多起义领袖在起义后就心安理得地做起了皇帝，刘邦、朱元璋别去说他，陈胜杀掉了自己的老乡，全忘了“苟富贵毋相忘”的誓言，黄巢、张士诚、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也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做起了皇帝。 　　5.原因 　　起义的原因与起义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起义领袖发动起义和群众参加起义的原因也是不同的。像陈胜、刘邦、刘秀、张角、李渊、朱元璋、李自成这样有政治头脑的领袖，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他们发动起义的原因;像黄巢、洪秀全这样的秀才本来就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只是正路走不通，才走了旁门左道;唯有像樊崇这样的农民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做个“三老”就满足了，打下江山也还要找个姓刘的人来做皇帝。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