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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是前工业时代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两种文化类型。在整个古代史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格局以及古代文明的衰落与兴起!在我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我国历史的重要部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始终占据了中国历史篇章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北方游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虽然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式微，原来属于游牧区域的大多数地区己经不再完全依赖于游牧经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草原荒漠地带，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群从事着畜牧业生产。在我国广阔的西部和北部草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绝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仍然有相当大的区域是游牧生活的区域，仍以游牧经济作为主要生计手段。所以对游牧生计方式、游牧文化的研究探索，也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游牧文化、游牧生计方式，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对“异文化”的“误读”，这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古代的主要文明国家大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基于农业文明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认知模式等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占据着话语权，因此在各种历史文献、笔记小说的记载描述中，对游牧民族的记载描述几乎有着固定的、简单化、格式化的词语。在“我们的常识”中，在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对游牧生活的认识存在着一种“他者”的想象，存在着基于不同文化知识背景的文化“误读”。当然，这种“误读”或“曲解”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对游牧方式的认识 　　游牧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各民族的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不同时期有着许多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丁零、柔然、突厥、回鹊、契丹、女真、蒙古等，他们族属各不相同，语言、文化也有差别，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却基本相同，是一种“逐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方式。 　　(一)游牧生活的移动性一一逐水草迁徙 　　我国古代的各类历史文献中对于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留下了清楚的记载，如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匈奴列传》);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匈奴传》);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后汉书·乌桓传》);鲜卑“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序纪一》);突厥“弯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J匕史·突厥传》);回给“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旧唐书·回给传》);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契丹传》);蒙古“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元史·兵志三》)等等。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都明确表述了北方草原各民族生活的基本特点一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 　　(二)游牧活动的地域性 　　各有分地虽然逐水草而居是草原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游牧社会的生活是行踪不定、漫无目的、漂泊动荡的。历代文献资料记载中都强调游牧民族“居无恒所”、“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主要强调的游牧生计下不同于定居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居住形式不像农业社会中的农民那样固着于一地的定居形式，人的居住地是随着畜群的移动而迁徙移动的，而不是表明游牧人群在游牧过程中没有地域限制。在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每一个游牧人群的随水草而迁并不是空间上的无序行为，其游牧活动都是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内(分地)进行的。文献中不乏此类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置部族，各有分地”;“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明史纪事本末》载卫拉特蒙古“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地皆有分地，不相乱”等等。 　　(三)游牧活动的季节性或周期性一一顺寒暑，以时迁徙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游牧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因寒暑而变换季节牧场的季节性、周期性的迁徙移动。这在各类历史文献均有所反映，如《辽史·兵卫志》中记述了契丹人“顺寒暑，逐水草畜牧”;《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败渔，岁以为常”;《元史·兵志》记述了蒙古人“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近代的许多游记、调查报告、民族志资料都记述了游牧生活中的季节性移动。 草原游牧民族的季节性移动，主要体现在按季节划分牧场。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根据自然环境不同，一般分为四季牧场、三季牧场以及两季牧场。只要不发生特殊事件，牧民们就随季节更替，按照一定的顺序轮换放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