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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道”和“术” 　　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市场经济的各种具体技术、手段，更需要运用这些手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者为术，后者为道，“道”即经济发展的哲学和基础理论。提起经济哲学，一些人感觉陌生，其实每个学科，问题研究深了，都要涉及哲学问题。 　　事实上，从18世纪经济学诞生时起，有关它的方法论的争论就从未止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论又重拾兴趣。根据丹尼尔?豪斯曼在《经济学的哲学》“导言”中的说明，1975-1983年期间，只出版了19本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英文著作，但1984年后的10年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50本。更多的经济学的哲学和方法论的理论，可以参见丹尼尔?豪斯曼的《经济学的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学术博士是Ph.D.，其实是某一领域的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in a filed）。经济学博士是经济学哲学博士（Ph.D.in Economics）。没有哲学高度的经济学最终只能变成一箱分析工具。 　　从整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基本属于术的层次，它对问题的解决是“治标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多数学科都是研究具体的短期问题，即使以宏观经济学标榜的理论也是如此。凯恩斯的那句著名的“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倾向。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有人就批评凯恩斯通过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张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视策略”，甚至因其与新教伦理所主张的“节制”相悖而被认为是“不道德”。针对这些批评，凯恩斯在1939年所写的《我们子孙的经济学》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为自己辩解道，多少年后，我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比手段重要，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要注意！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西方经济发展也有“道”，那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西方文化价值观，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资本拜物教。资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相对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局限性。资本主义只有少数是发达的，绝大多数是穷国。因为只有少数国家在起点上取得了发展优势，完成了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均衡发展的体系，它不可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少数的富有国家是建立在多数贫穷国家的基础上的。这是由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不论是从前的君主国，还是今天的现代国家，它们对王朝或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以及使用何种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往往有不同的侧重。西方文明自希腊、罗马时代的独立城邦，到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封建诸侯，直至近代的民族国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竞争构成了西方世界体系的基本模式。“力量所及，则尽力扩张”，国家“以实力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在相互冲突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使用国家权力以实现国家目标和扩张国家利益。 　　现在的国家如果再按照资本主义的基本方式来发展，几乎没有了可能。除非一些偶然的历史机遇，个别小国或地区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条件，再加上自身具有的各种有利条件，可以实现经济起飞。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亚洲四小龙，再没有其他国家经济获得成功。而除了中国、越南、古巴、朝鲜外，其他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曾经深刻而富有远见地指出：“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先进的世界观、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其基本要义，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病；它坚持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理念，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可以形成发展的巨大合力；它主张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发展。 　　从历史和传统上看，中国基本是一个战略内向型国家，国家命运的焦点是天下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即所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出的天下情怀与鲜明的道德意识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2000年前即有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到21世纪，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理念，“即使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了，也决不称霸”。 　　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具体制度是个可以利用的“术”，但是新自由主义的“道”却是错误的。这种世界观主张为了一己私利、个人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带来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给世界带来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