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家园的“江河十年行”.docVIP

绿家园的“江河十年行” 　　郭于华教授在给《六江纪事2009―2012》的序言中如此形容“江河十年行”项目：“这是一支行走的团队，这是一群坚持以行走方式关注中国生态环境的理想主义者。” 　　想要把“美”告诉更多人 　　“我从没见过那么美的高原，也是第一次见到被猎杀的野牦牛，那种从视觉上到心理上的冲撞感，让我想要把我看到的美告诉更多的人，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1993年，汪永晨第一次去三江源，她见到了生命中的一个“结”，之后的二十余年，她化身为行者，与环保组织和各大媒体一起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中国的江河，用手中的文字与照片为人们慢慢解开这个“结”。 　　从贡嘎山中的高山神湖木格措，到三江并流的怒江，从2006年开始，“江河十年行”沿着横断山脉在中国江河间领略到了中国西南景观的无穷魅力。不管是生物种类还是民族风情，其中的丰富都让人叹为观止。相较之这种大美的映衬，水电开发后的惨淡景象与之形成令人心痛的鲜明对比。 　　“我还是认为应该寻找美，在寻找发现美的过程中把发生的和看到的故事与大家分享。让后人有一种借鉴，为后人留一份大自然的礼物。这么多年，‘江河十年行’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这份初心。”汪永晨说。 　　“江河十年行”的成功自然离不开科学家、环保组织与主流媒体的支持。汪永晨说：“除了各大媒体和NGO对‘江河十年行’的关注与支持外，我们也需要钱。这十年间也有一些真正关注江河的企业家跟随我们前行。‘江河十年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AA制，对于我们来说十年能走下来在当今的中国也算是一个小奇迹。”2012年，团队行走到最后阶段甚至连过路费都交不起，当时随行的一个律师看到那种窘境便帮着出了一些钱，解决了燃眉之急。“直到最后一年，2015年差不多能够收支平衡，前几年就只能靠硬撑。” 　　由于“江河十年行”行走期间的所有账目都要公示，所以参与行走的很多记者白天如苦行僧般行走采访，到了晚上，又要写稿和清算账目，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汪永晨说，“江河十年行”将来办展览的时候要找他们一一发言。 　　“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从没想到过要中途放弃。除了钱上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那些来自人的支持更为重要。每次行走报名的人都很多，但是名额有限。因为我们是AA制，所以人一定要满额才能够支撑一场行走。中间有人临时去不了，或者是临近出发突然来了很多记者，所以有时候换车等人这些事就很麻烦。但幸运的是，‘江河十年行’每一年出发都能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 　　汪永晨在她的文章中写到：“一路行走，不断有更多的记者、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国务院参事和热爱环境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大家共同怀着对自然的热爱与责任，以及对于弱视群体的关注，走在记录十年江河的征程上。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加入媒体报道，这是‘江河十年行’的特色。” 　　思维上的“坝” 　　“江河十年行”的行?尤玫钡氐木用窈蜕缁岣?关注江河流域的生态和民生，也因此与不少想通过修坝发展经济的人产生了思想上的矛盾。因此，“江河十年行”的队伍时常被视为异类，他们在行走记录中也时常会遇到不理解甚至是来自当地居民的质疑。对于“江河十年行”的参与者来说，这些年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与那些固有思维的人沟通，很多人因为信息结构单一或者偏执，总是听不进去记者说什么。 　　2014年，怒江的一个村长斥责汪永晨：“你们能为怒江做什么？”说到这儿，汪永晨不免无奈，这种无奈最难受的不是双方观点上的矛盾，而是她太理解对方的苦楚与不得已。“这让我们经常感到困难。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记录，努力去影响政府决策，因为对我们来说影响决策比影响人的固有观念要相对容易些。”是的，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固有思维就是我们的自身，在潜移默化中，思维就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而人要从不假思索的固有思维里挣脱出来，为了更好地生存，这才是活着。 　　金沙江要修白鹤滩水电站，“江河十年行”团队去往地质学家杨勇发现的一个镇子采访，镇子在小江和金沙江的一个汇合点。因为那里要修大坝，当地的矿产就会面临被淹，所以当地展开“抢救式”的开采，镇子里众多的小作坊和尾矿池布满整个江边。杨勇告诉汪永晨，所谓“抢救式”开采，是指在水库蓄水之前，将水位线下的矿石抢挖出来。随着白鹤滩水库的蓄水，将有更多的污染源进入金沙江，水治理又面临进一步的挑战。小江还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因为那里在地质上是断裂带，因此泥石流频发，才有博物馆之称。 　　2014年“江河十年行”拍到一张照片，照片里那些像水泥一样的水缓缓流进金沙江里，让所有参与者都为之瞠目结舌。拍这张照片时，汪永晨在下坡时因为山路太陡而摔了下来，腿部受伤。当时因为要赶路，她就没有太在意。三年过去了，汪永晨的腿依旧肿着。“直到现在我走路还有些瘸，还很疼，整个人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医生告诉我这个需要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