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智库外交”.docVIP

邓小平的“智库外交” 　　“利用外国智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智库蓬勃发展。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革”，国门初开，多数人尚不知智库为何物。邓小平以其敏锐的开放意识，了解到智库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积极开展政府间交往的同时，也广泛开展了同国外智库方面的交往，占其外事活动的三分之一以上。 　　邓小平接触的国外智库对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世界知名智库。如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二是具有智库性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是各种国际研讨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国智库专家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北京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邓小平曾多次会见来中国参会的外国专家，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下野后的各国政要。邓小平与许多下野后参与智库研究的西方国家政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首相希思和麦克米伦等。 　　在同国外智库交往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利用外国智力”的观点。他指出应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并强调“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智库外交”领域广泛 　　邓小平的“智库外交”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其中包括： 　　引进前沿知识和先进设备 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前，对教育部负责人指出：可以向他们要求给我们提供教学设备，装备我们的学校，还可以要求他们派人来讲学。在谈到该组织要中国派人参加8月举行的政府间信息学战略和政策大会时，邓小平指出：这些活动要参加。我们关起门来搞怎么行？信息学是一门新的科学领域，我们去可以长点知识。在谈到三年内要引进先进设备装备30所大学时，邓小平指出：不仅大学，中小学也要装备。没有先进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手段，教育、科学是上不去的。 　　引进人才和管理经验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说，日本学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意见，中心是两条：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共设施，也包括现在所说的“欠账”，还包括教育。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认为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们使用煤和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日本学者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考虑。 　　改善国家间关系 中美建交谈判就是邓小平通过官方和智库两条渠道，向美国官方转达了中国对中美建交的态度后启动的。197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罗斯托，在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还是按《上海公报》所确立的原则来解决，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的条件是废约、断交、撤军。这样就可以关系正常化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影响就不同了，两国合作的深度也不同了。在这次会见之后，7月5日，中美建交谈判正式启动，当年12月中旬正式达成协议。1980年至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前后，中美关系面临倒退的风险，邓小平通过美国智库向美国新政府转达中国的对美政策，保证了中美关系平稳发展。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同年10月1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朗。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多次谈判，1982年终于联合发表了“八一七公报”，保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这些外交活动对于改善中美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宣示中国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把智库作为公共平台，多次宣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国两制”方针、和平外交政策等，对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在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1984年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至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8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在谈到发展问题时指出：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我们欢迎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但是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