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罪治理的财政支出偏向：选择“大棒”还是“胡萝卜”？.pdfVIP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2010正 第 2期 NANKAIECoNoM IC STUDIES NO．2 2010 中国犯罪治理的财政支出偏向：选择 “大 棒”还是 “胡萝 卜”? 陈 刚 李 树 陈屹立 摘 要 ：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一直奉行的是严厉打击的“大棒”政策，而忽视提高社 会福利条件的“胡萝 】、”政策，但近年来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促使我们去反思和重审现有公 共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一个扩展的时间配置模型发现 ，在风险规避的假定条件下，如 果政府支出是有效率的，政府无论是增加惩罚犯罪的资源投入量还是增加提高社会福利 条件的资源投入量都能够减少个体决策者从事 “非法”活动的时间。但是，基于中国 200 2006年间30个省级数据的检验结果，只支持 了社会福利支出的犯罪治理效应，而公检法 司支出则不具有预期的犯罪威慑效应。研究结论意味着从财政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中国 现阶段选择 “胡萝 ”偏向的财政政策，是 比“大棒”偏向的财政政策具有更低社会成本和 更高社会收益的犯罪治理策略；同时，提高公检法司支出效率也应是 当前犯罪治理政策中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 ：犯罪；财政支出；大棒；胡萝 卜 一 、 引 言 中国的转型是经济和社会双重转轨。经济转轨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而社会转轨是要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转轨 ，两种转轨的相互作用和相 互配合使得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转轨时期的 各类社会矛盾也 日益凸显和尖锐，其最重要的一个表现特征就是犯罪率的急剧升高。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见图 1)，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每万人财产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 自 改革开放以来都大幅度增加了，每万人总犯罪率由 1978年的5．57起增加到了2008-年 的36．78起，增长了近 7倍 特别是在最近时期，准确的说是在 2000年左右则又进入 了一个新的犯罪高峰期，无论是财产犯罪还是暴力犯罪都有一个明显的跳跃式增长。 陈 刚，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 (邮编：401120)，E．maiI：c瘩cqu@126co ；李 树，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E-rqail：lishu575@hotmail．com；陈屹立，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 ，E-mail：yililiting@yahoo．corn．cn。本文的初稿 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制度 经济学研究中心内部讨论会 卜报告过作者衷心感谢讨论组各位成员的评论和建议。文责 自负 ① 根据相关统计年鉴上对犯罪的统计分类标准，本文将中国的盗窃、i乍骗舱劫犯罪定义为财产犯罪，将抢劫杀人、伤害和 强奸定义为暴力犯罪。中国的财产与总犯罪率在 1989年和 1992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波动，这是因为 1989年公安机 关调整了立案不实的情况，并在 1992年提高了盗窃案的立案标准。如果忽略这两个调整而导致的波动，中国的犯罪率 从 1980年代中期开始到2O世纪末几乎一直保持着稳定上升的趋势。 117 陈 刚、李 树、陈屹立：中国犯罪治理的财政支出偏向：选择 “大棒”还是 “胡萝 b”? 年份 图1 中国犯罪率的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 《中国法律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 即便抛开单纯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批判，违法犯罪活动在许多方面都会导致巨大的 社会成本支出(SoaresandNaritomi，2007) 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不仅仅是阻碍中国经济 持续性增长的沉重桎梏 ，而且同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 目标背道而驰，甚至可能威 胁到社会稳定这一改革成功的根本前提。显然，如何有效的预防和阻止犯罪率的继续 恶化是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