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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局长”郝金伦 　　郝金伦所憧憬的课程改革，是要达到一种状态：孩子们对学习乐此不疲，不是为了考上好大学，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迷恋。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味道的愿景。 　　8月10日晚上9时，内蒙古集宁一中，四周寂静，弯月如钩。这是一所著名的中学，校长李一飞是教育界耳熟能详的改革者。 　　郝金伦坐在操场旁的台阶上，良久无语。“徒有羡鱼情”了，在他当了3年教科局长的河北涿鹿县，同样的改革已经在上一个月以覆没告终。同时结束的，是他20年的官场生涯。 　　音乐突然响彻校园―下课了，郝金伦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我对当官，不再留恋。” 改革的原点 　　7月5日开始，涿鹿县委叫停了全县教学改革，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只有郝金伦一个人回不去了，他说，明知其错而为之，这个局长是不能干的，“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7月12日，他以一篇满怀孤愤的辞职演说，告别从政。 　　那么，“原点”是什么？ 摄影/李少威 　　2013年8月，郝金伦被任命为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他开始深入学校走访和观察。从政17年，郝金伦早已听过许多关于基础教育问题的言论，只是不在其位，一直没有亲身体会。“深入考察之后才发现，问题之大，触目惊心。” 　　在心头造成最大震动的是，他看到了孩子们对读书的恨意。 　　“孩子们学得非常苦，不是艰苦奋斗那种苦中有乐的苦，而是在内心里就充满厌倦和厌恶，拿着课本，味同嚼蜡，目光呆滞。很多学生在高考完了会撕书，撕碎的书从楼上往下扔，下雪一样，因为他们恨那本书。” 　　教育是被异化了的教育，一切价值都被歪曲成了考试。“教育是应该成就一个人的一生的，要让孩子的心智、道德、成绩、思维全面发展，但现实则是，考试是唯一目的，其他一概不论，读书是为了考高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让你爹妈高兴。” 　　他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罪恶”。 　　尴尬的是，即便是异化的教育，逻辑上也无法自我实现。“学得苦也好，功利也好，如果最终结果能考个高分，也算一码事，问题是成绩还很差。”郝金伦说，“2014年高考，涿鹿中学800多学生，只有3名应届考生达到一本分数线。” 　　因为本县学校高考成绩不好，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外地上学。衡水中学、张家口市一中、石家庄二中、武邑中学等郝金伦眼里的“超级中学”，吸走了涿鹿县的优质生源。家长对好学校的寻觅和外地学校对好生源的需求，互相加强，年复一年地累积着涿鹿的基础教育困境。 　　教育的问题还直接加剧了民生艰难。涿鹿县，8成人口为农民，经济不发达，但许多家庭却把孩子送到外地上学。“学生外流意味着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当地念高中，3年只要不到3000元学费，到外地最少需要3万元。” 　　郝金伦在想，从逻辑关系上说，学得苦就注定不可能学得好。“天天愁眉苦脸，看到书本就像看到仇人，能学得好吗？” 　　上任不久，他就下了决心：非改不可。 　　2014年春天，河南西峡的“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进入了郝金伦的视野。反复考察、研究、权衡之后，他认为这是一个趋于成熟的模式，可以引导孩子们独立思考，享受学习的乐趣，形成对真理自觉热爱和探索的精神。同年，引入“三疑三探”的课改大幕拉开。 　　为了显示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郝金伦还把自己在正定中学念书的女儿转到了涿鹿。 郝氏愿景 　　起步是艰难的，郝金伦对参与课改的干部、校长及教师说，要做好思想准备，迎着骂声干，干到掌声起。 　　“但凡改革，都充满争议。一开始不被理解是所有改革的共性;所有人都说非常棒，好得很，你就弄去吧，这不叫改革。” 　　我和郝金伦见面，是在集宁一中的大礼堂外一处僻静的角落。礼堂内正举行着“第六届中国学习与发展大会”的开幕式，2000多名全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聚首于此，分享教育的理念与技术。 　　在这样的场合里，他的思考和实践都能得到共鸣。事实上，他关于教育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教育的价值认知，在主张改革的教育界人士当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然而，有一个悖论也不得不正视：按照郝金伦们的观点，应试教育在结果上只能是“毁人不倦”的，然而，指出问题者几乎全部脱胎于所批评的体制，自身似乎并没有被毁掉。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想说，有这么严重吗？”郝金伦显然已经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动态恶化的过程。 　　“2010年以后，应试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比起我们20年前，教育对孩子的伤害倍数增加。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虽然考上大学比现在更难，但应试氛围也没有今天这样极端。现在各个地方，都是学校大楼盖得越来越威武雄壮、豪华气派，而教育手段却在变得越来越原始，就是简单的大水漫灌。” 　　这个农民出身的基层改革者，打了一个农民式的比方：种庄稼，玉米、小麦、稻子，你要根据它们的特性适时浇水、施肥和管理，如果只知道浇水、施肥、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