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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理学的传播器 　　不能把两宋的书院只看作中国古代的私立学校，它的繁荣其实是理学传播的结果。 　　在1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和复古中去探索世界观、时空观和人生观，而不是从佛教中。在这些学派里，朱熹的理学逐渐显露出来，先放下他的学说是否比其他学派高明不说，理学的大力传播也是它在南宋获得广泛影响的原因，而同期的书院在各地如雨后春笋。有人统计，南宋书院的数量是北宋的6倍，是从唐到北宋500年的3倍。这些书院大多是理学为了传播学说所建立的。在历史机遇和他们自身的努力之下，理学在南宋末年被确立为正统，从而开启了对中国长达千年的影响。 　　科举的刚需 　　书院在北宋的开端，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试教育”。北宋立国，一派新气象，太祖太宗两朝吸取唐和五代的教训，既要削弱武将的权力，又要避免门阀士族把持朝政，其中一个设计就是，“宰相需用读书人”，重视科举取士。宋代的科举考试，降低了报名的门槛，士农工商出身都可以参加，录取“一切以程文去留”，卷纸都是遮住名字、誊抄过的，考官无法辨别笔迹和考生，完全依靠才华排名。太祖时每年科举只有几十人中举，到了太宗时，扩充到几百人，而且设定了皇帝最后主考的殿试制度。为了向上流动也好，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也好，这些改革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到举国选拔人才的活动中来。 　　可是，与改革刺激的更广大层面人民的科举积极性相比，宋代初期的教育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宋代施行以禁军为中心的军制，中央政府要给庞大的职业军人发工资，财政压力很大，很难有多余的经费投入到学校建设和发展教育上。有人做过徽宗朝的统计，那是在王安石变法加大教育投入之后的数据，官学学生在16万到21万人，而每次参加科举的人数在40万左右，尚且满足不了科举取士的要求。 　　北宋的书院当然有教育民众、培养知识分子的目的，但时代机会是满足科举考试的刚需。即便从这个结果去往回推，位于现在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也是北宋的第一书院。主持过应天府书院的有宋代名臣晏殊、范仲淹，学生成绩是七榜中举56人，进士30人。《宋史》记载：“其中的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等皆践台阁。”而像胡瑷、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 　　应天府书院创办于后晋，在第二代主持者戚同文的经营下，逐渐出名。《玉壶清话》介绍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他自幼聪颖好学，“读书累年不解带”，但五代十国时局动荡不安，他立志不做官，专心教育。因为他精通五经，学问渊博，这里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记载的“儒厚长者”许骧，就是被经商的父亲送到戚同文门下学习，在太宗朝科举及第，与宋初名相吕蒙正齐名，为官至右拾遗、殿中丞。 　　戚同文去世之后，教学一度中断，1009年归为官方书院。两年之后，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读书。他在这里艰苦勤学了5年，考取了功名，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关系并未结束，10年之后，他为母守丧住在应天府，时任应天府留守的晏殊，仰慕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邀请他在应天府书院执教。后代历史学家经常把范仲淹主导“庆历改革”作为宋代各种改革的萌芽，之后的《岳阳楼记》简直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在主持应天府书院的一年里，他已经为复兴儒学和吸纳人才做了前奏。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写：“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复明，徂徕有石首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被理学尊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是这时跟着范仲淹学习诗书，年仅26岁就中了进士，他后来讲授《易》《春秋》，“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宋初三先生”的孙复，两次得到范仲淹的资助，还为他谋了一个教授《春秋》的职位。孙复后来被学术界最看重的就是《春秋》学。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的张方平，13岁进入应天府书院读书，天资聪慧和才华给范仲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仁宗明道二年，范仲淹与宋绶、蔡齐、范讽共列名举荐张方平茂才异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张方平曾经自述：“尝蒙范荐更台阁之要，久依户牖之严。”庆历改革时，张方平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非常勤勉尽心，《范文正公年谱》上写：“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他自己也在这时期完成了政治代表作《上执政书》，是后来“庆历改革”的蓝本。 　　儒学的复兴 　　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