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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名与实：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陈国球 内容提要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 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 日本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 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 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 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 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关 键 词 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 京师大学堂章程 国文讲义 茬川种郎 中国现代形式的“文学史”书写，约在一百年 前出现。经过一个世纪的操演锻炼，至今“文学 史”书写已变成一项极为陈熟的作业方式，在学校 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畛域走进走出。然而，今 天我们再回顾一百年前“中国文学史”的起动机 缘，就会发现无论是当时的撰述还是日后的批评， 都存在种种错觉和误会。以下我们就林传甲的 《中国文学史》作一考析，试图澄清过去一些误解。 “第一本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撰述由外国学者草创，已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中 国文学史”究竟是谁人所写、什么时候面世的，早 期大家都以为是林传甲(1877—1921)为京师大学 堂优等师范学生所编，完成于 1904年的《中国文 学史》。近年有不少学者又有新的看法，或则以为 是黄人为东吴大学教习时编写的百万言巨著，或 则以为是窦警凡 出版于 1906年的《历朝文学 史》。①还有学者指出，学界常提林传甲的《中国文 学史》为开山之作，是因为当时风气的好尚，这种 17Q “时好”的来源就是“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②。 其实，这些推断与事实之间有很大出入。我 们在此可以稍作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窦警凡 的《历朝文学史》虽说脱稿甚早，有指出是 1897年 写成，1906年铅印刊行，但出版后似乎流通不广。 黄人之撰写文学史，始于 1904 年，初稿大概完成 于 1907年 ，国学扶轮社印行本则不早 于 1911年。 由于这部《中国文学史》是一百七十余万字、凡三 十册的大部头著作，其流通的范围亦很受局限。 至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最初是作为“京 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而撰写的。当时京师大学堂 的“分科大学”尚未成立，只有“预备科”，附设“仕 学馆”和“师范馆”，后来“师范馆”改成“优级师范 科”。林传甲由同乡严复推荐为大学堂教习，于光 绪三十年(1904)五月就任，在“优级师范科”负责 国文教学；并按规定编写讲义，同年十二月完成。 这份“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在大学堂内流通的版 式暂时未能考知，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 目提 要》记载，应有 1904 年和 1906年的印本，可能已 经流传到大学堂之外。及至 1910年，《广益丛报》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开始连载这份讲义，到 1911年刊完。1910年武林 谋新室刊行“校正再版”的《中国文学史》，到 1914 年已印六版。同年又有广州存珍阁版，封面标题 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⑧又据郑 振铎 1922年 9月在《文学旬刊》发表的《我的一个 要求》文中所记，林传甲之作还有“奎垣学校发行” 的版本。估计当时全国各地争刊此书的书店不 少。 由此观之，挟着“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之名 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应比黄人或者窦警凡的 “文学史”广为人知，因此很容易被视为国人所撰 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然而大家对林著的重 视，并不是因为这本《中国文学史》合乎当时学界 崇尚日本文学史观的“时好”。事实上，在新文学 运动以后大部分论者都猛力批评林传甲此著，例 如郑振铎在《我的一个要求》中对林传甲之作的评 价是：“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 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 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 不曾懂得呢!”④其它论评也大抵相类。因此林传 甲《中国文学史》与“时好”的关系，似是“对立”多 于“相生”。至于林著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的 关系。也不十分密切。这一点下文会有补充解释。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前人举出林著而不提黄、窦之 作，原因是所见未及，而不是经比较后的取舍。 与《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关系 林传甲上任的那年，即光绪三十年，京师大学 堂有一份《详细规则》颁布，规定教习要在上课前 一 星期(至迟五日前)将讲义送教务提调察核；每 学期毕(至迟十日)又要将学期内所授功课作一授 业报告书，送教务提调察核。五月，林传甲人京师 大学堂任“优级师范科”国文教习，马上要赶编讲 义。同年十二月学期完结之前共写成十六篇，并以 这份讲义为学期“授业报告书”的名义呈交教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