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线也要发挥“民主”与“集中”.docVIP

经济战线也要发挥“民主”与“集中” 撰文：陆泓锦 我读过美国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的著作《开放社会》。该书的理论的所谓成就就是重复了经济规律是不可知的。其政治学说是超阶级的民主论——从根本上说这是已经落后了的无政府主义。尽管，他的微观经济学很有成绩，也取得了经济效果。但是，由于“不可知论”与不正确的政治学说，使得他的微观经济学说很不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注定了他的金融经济行为的不可重复性。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第一个先聪明起来的人民。他们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展管理学的研究。而且其很多研究成果在今天的各个行业都很适合。东方的管理学曾经几千年里以稳定社会的作用形成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古语说：“兴一利，必有一弊。”当这些管理思想遇到民族整体的科技素质降低的惰性阻力，便引发这一泱泱大国的衰落。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重道德轻科技必然结出的苦果。过去，中国的先人能发现规律的存在，这就能破除索罗斯的所谓的“不可知论”。索罗斯的不可知论论有共通之处的是“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发现了自然界的微妙规律，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只能证明出联系的普遍性；从经济规律上讲，证明经济与各个行业是联系的。而规律的被发现更有意义的是证明本质的可知性，不是不可知的。因为，所谓的“不可知论”并不是本质的规律，还需要更深一层的挖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不可知”对于人类改造世界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 资本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掠夺为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手段是残酷的，是极其不值得提倡的，但是他在客观上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日渐发展，很多资本主义的规律也越来越本质化。更进一步地讲，使资本最大化的是通过对科技的利用、对劳动力的合理管理（即人才的发现与管理）从而实现资本的管理——资本的持续增长也是对资本的管理。 对于国家来说，使一个国家经济力量雄厚增长的是使资本最大化的三个基本元素（科技、劳动力、管理）得到公正的扶植而不是劣质地被地方保护主义保护。为什么会有美国的驴象之争？驴象之争还不外乎是美国国内外商业利益集团唆使自己的代理人为争夺对权力的控制而进行的无形战争吗？商业利益集团所争夺的不是政权，因为政权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本阶级的手里，他们争夺的是政策。所以说，当国家在社会中消失之前，政治与经济向来是联姻的，他们“情感的结晶”：其一是使中产阶级得到扩大，从而有利于经济基础的强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政治秩序良好的情况下，稳定是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其二是使政府扶植其公司在国外的商业活动得以拓展。在有利于企业与国家的同时就能够使国家得益于对使资本最大化的三个基本元素进行有力地调整与培植。霸权主义的美国希望在政治与经济上对世界进行垄断与控制，这是必然会引起反对的。在美国国内引起反对，在国际上必然也会引起反对。因为，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的垄断（不要忘记政治经济本是一家人）是不良的运作，得到的最终结果是世界市场继续拓展的能力的减小。因为，购买力小了，世界上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中国要王道而不要霸道。要和气而不要霸气。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互利交流、合作共赢中同做五湖四海的兄弟。 政治等一切的东西，从一生下来都要和经济相联系。因此，政治的目的是调和它与经济之间的联姻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决非此消彼长之类的关系。如果是此消彼长，社会就不能进步了。当然也不可能是其反面。而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即：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从人类的社会发展来看，政治最终将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除。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阶级。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伴随着政治的隐患，只是不同阶段表现得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大调整。因此，要主动地改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主动地改变比被动地大调整十分有利于上层建筑的长久利益。 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就是民主与自由。但是，由于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集中对国家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大概是因为他们缺乏从政经验，而且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压力很大。 集中有没有必要呢？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集中是十分不必要的。但是，集中为什么会继续存在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呢？如果说单纯的不要集中的民主能够促进资本家需要的价值最大化，那么，何必还要通过“驴”与“象”来完成资本家利益集团的经济需要呢？ 因此说，经济战线也一定存在民主与集中这两种管理手段。索罗斯自以为他的数学学得很好，他在书中强调了函数公式的反射性理论。可笑的是，他忘记了使用微积分。由此，我们说，他的理论证明不了经济规律是不可知的。正是由于规律的不可知论以及无政府主义，“集中”这一与民众同样重要的手段在经济工作中被很多经济大家忽视。 马克思同志认为生产相对过剩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进一步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