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中的“她者”.docVIP

“他者”眼中的“她者” 　　游民指的是没有固定居所、四处流动的一类特殊人群，是与定居民相对应的一个文化概念。在爱尔兰，游民的名称有“白铁匠”（Tinker）、“漫游者”（Wanderer）、“旅行者”（Traveller）、“流浪汉”（tramp）、“路上的人”（people of the road）等多种变体。他们游离在城乡常住人口形成的固定社区之外，没有固定居所，也没有固定收入来源，通常是最底层、最贫困的人群。本文将要讨论的是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诗人约翰?米林顿?辛格（1871―1909）笔下位于性别和族群轴线的交叉点上的女性游民。 　　在评论辛格对爱尔兰游民的文化历史的影响时，玛丽?伯克这么总结辛格的作用：“白铁匠在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被赋值为具有异域色彩的本土性的代表，辛格对此起到了核心作用……爱尔兰南北分治之后描画爱尔兰少数派文化的作家将辛格当作样本，试图颠覆或效仿他。”这一总结准确地概括了辛格对于爱尔兰游民文化的重要影响。他的戏剧，如《峡谷的阴影》（1903，以下简称《峡》剧）和《白铁匠的婚礼》（1902，以下简称《白》剧），不仅以游民为主要人物，而且赋予游民充分的言说权和能动性。辛格甚至在私人信函中自称为 “老流浪汉（old tramp）”，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格对游民文化的认同。 　　辛格的多数作品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争论，《峡》剧也不例外。该剧1903年首演后，新芬党的一个周报批评它是“一个堕落的罗马故事”，即它不具备爱尔兰性，而是剧作家按照外国故事的模板，人为地套上了爱尔兰的外衣。更具分量的批评还在于该剧展示了不该被展示的内容，从而“似乎牺牲了最坚实的民族财产：爱尔兰家庭的无懈可击的纯洁”。女主人公诺拉的不纯洁、不道德成为批评的对象，被认为是对爱尔兰女性的诽谤。年轻的诺拉为了生计嫁给年迈的农夫丹，与他生活在地处偏僻峡谷的农场里。丹装死来测试诺拉的忠贞。诺拉请恰好路过的一个流浪汉帮忙照看丹的“尸体”，自己则去找情人迈克来商量对策。暴怒的丹要赶走诺拉，迈克也因为她失去了好名声和丈夫的“遗产”而不接纳她。流浪汉挺身而出，向诺拉描述路上的自由，于是诺拉与他一起离开。 约翰?米林顿?辛格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参照这些批评来阅读该剧的文本，会发现其实辛格受到这些批评是有些“冤枉”的。一是辛格的文本中并没有刻意强调诺拉的女性色欲，或者说从辛格的世界主义视角来看，诺拉是一位正常的年轻女性，而不是色欲熏心的坏女人。丹对诺拉最大的不满是她与路过农场的“男人，无论老少”都说话，并因而怀疑她的忠贞。但这一点，诺拉有很好的解释，偏僻的峡谷和稀少的人烟才是她与路人攀谈的原因：“在一个冷清的地方你真是不得不与人说话，不得不在傍晚的时候期待有人来。”第二，诺拉在丈夫“死”后就去找迈克商量婚事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她为自己的未来所做的正常打算。为了保住丹留下的农场，她需要男性户主和劳动力。而且，如果《都柏林人》中的伊芙琳和被两个街痞欺骗的女仆可以提供互文性的背景的话，出身同样恶劣的环境中的诺拉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生活打算。她自己在剧中也说：“如果我不嫁给一个有点土地的男人，地里有些奶牛，后山养有绵羊，那等我成了老妇人的时候，我靠什么生活呢？”最后，诺拉虽然选择与流浪汉一起离开，但辛格的文本中没有一丁点的暗示说明两人是以性伴侣的关系离开的。两人同时被丹赶出门，流浪汉在诺拉走投无路时挺身而出，给她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你跟我一起的话不会死的，房子的女主人，我知道可以糊口的各种方式。”另外一点是，辛格对剧中的两位男性农民――丹和迈克――都做了负面的描写，以便证明诺拉的行为有充足或无奈的理由。丹和迈克都有极其明显的性格缺点：丹多疑、粗鲁、暴力；而迈克则贪财怕事，卑鄙龌龊。但是为什么观众的反应会只集中在诺拉的“负面”形象，而忽略男性农民的不足之处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批评指责诺拉的性道德呢？ 　　我们其实可以换个角度，从游民与定居民的对立关系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初爱尔兰观众对《峡》剧的不满。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殖民主义的斗争便是争夺女性的身体：“白种男性要将棕色人种女性从棕色人种男性的手中解放出来。”在定居民与游民的内部殖民的文化语境中，这种斗争可以理解为定居民试图将女性游民从男性游民的手中解放出来，将其驯化成为“家中的天使”。而诺拉的选择却正好与此相反，她（被迫）放弃家中的生活，开始游民的生活。这种逆向的选择挑战了民族主义者对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理想化歌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爱尔兰性”的定义，尤其是女性在这一“爱尔兰性”的建构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峡谷的阴影》 　　家庭是定居民生活的基石，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为了维持家庭的延续和稳定，男性的财产继承权和生育权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女性愿意留在家中担当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因而父权话语在建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