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电影：超阶级的人性观照和新电影视听模式的构建.docVIP

PAGE  PAGE 11 新市民电影：超阶级的人性观照和新电影视听模式的构建 　　1934年6月14日，联华影业公司的配音片《渔光曲》首映后，连续放映84天，打破了此前由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的有声片《姊妹花》创造的国产影片连续放映60多天的最高票房记录。[1]以今天的技术标准而言，《姊妹花》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有声电影，而现今观众可以看到的配音片《渔光曲》，其音响效果，尤其是音乐和画质，则远远不能与之相比②。但《渔光曲》在历史语境和文本研究中的双重标准意义和评判价值，值得注意。 　　首先，它是所谓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影片：“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了苏联电影工作者俱乐部为纪念苏联电影国有化十五周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在这个有31个国家的代表和影片参加的电影节上，《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2]这是在全球性左翼思潮背景下来自社会主义大本营的肯定和褒奖。正因为如此，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电影研究，将其与《大路》《新女性》《神女》并列，称之为“左翼影片和进步影片”。[3] 　　其次，《渔光曲》虽然在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模式上有条件地抽取借助了左翼电影思想元素，但却并不属于左翼电影序列，而应当被判定为新市民电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新技术（音乐配置）的应用，尤其是极具民族文化底蕴的主题音乐，客观上强化了普通民众在文化心理和审美层面对左翼电影视听模式的认同，进而为中国国产影片本土化和经典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渔光曲》继《姊妹花》之后再次刷新国产影片高票房记录，证明了新市民电影与左翼电影，以及与市场回报之间的逻辑关联。 　　一、 貌似左翼电影：超阶级的人性观照和对左翼模式的修正 　　就现存的电影文本而言，左翼电影在1932年就已经出现，代表作是孙瑜为联华影业公司编导的无声片《野玫瑰》和《火山情血》。1933年，经典意义的左翼电影大量出品，它们包括联华影业公司的无声片《天明》《母性之光》《小玩意》，以及月明影片公司的《恶邻》等；至于一些中国电影史著作譬如《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所列举的左翼影片，例如《脂粉市场》《姊妹花》（均为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的有声片），在我的分析和表述体系中，则将其归类为脱胎于旧市民电影、大量加入和有条件地使用左翼思想元素的新市民电影；同样，在本年由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配音片《春蚕》，不应该被划为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它其实只能属于早期左翼电影。① 　　从1934年的《渔光曲》开始，同为新电影的新市民电影和左翼电影在泾渭分明的类型化、模式化的前提下，逐渐突破原有的类型限定，已经在题材选择和审美趣味上相互吸收各自优点/卖点，譬如当年“联华”公司出品的无声片《体育皇后》和《神女》，配音片《新女性》和《大路》，“明星”公司当年出品的有声片《女儿经》等，都是如此。②就《渔光曲》而言，超阶级的人性观照和肯定，既是对左翼电影固有模式的突破，也是新市民电影最主要和最强烈的特征体现。 　　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虽然同情弱者、坚持人道主义精神，但它的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倡导和强调阶级斗争。在左翼电影中，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先天性的阶级质量，富有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代表）出身的人物，往往是道德沦丧、品行败坏，譬如《火山情血》《天明》和《母性之光》。③但《渔光曲》没有陷入这个窠臼或照搬这个既成模式，而是体现出超阶级的人性观照。④ 　　乍看上去，《渔光曲》有许多与左翼电影相同相似的思想和艺术特征，譬如抨击资产阶级、同情弱势群体、对人道主义立场的坚持、对当下社会现实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否定，以及主题先行、理念大于人物、概念大于形象等等。但实质上，《渔光曲》之所以不是左翼电影而是新市民电影，主要原因就是超阶级的人性观照并以此为价值评判标准。 　　譬如，《渔光曲》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小猴、小猫兄妹和少爷何子英，贫富、出身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从两小无猜一直持续到成年，小猫和少爷还有朦胧的爱情线索。这种情况在经典左翼电影中比较少见。因为一般的左翼电影很可能就把少爷描写成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对立面（偶尔还是可以成为被无产阶级引领和教育好的对象――1932年的《野玫瑰》就是如此）；或者说，小时候的少爷还不懂得阶级性的重要，还可以和穷孩子在一起玩耍，那等他长大成人后，就会回归到剥削和压迫穷人的阶级本性。但是在《渔光曲》中，始终闪烁超阶级的人性光芒。譬如他们小时候，当资产阶级老爷为难小猴、小猫的母亲时，小少爷就替她求情。长大后，这种情谊也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还是少爷将流离失所的兄妹俩安排到自己掌控的轮船上做工谋生。 　　但是，人性虽然是共通的，共通的人性虽然是超阶级的，然而现实中的人、尤其是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主体，又要受到自身阶级性的约束和规范。所以在经典的左翼电影《桃李劫》（电通影片公司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