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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22 大人小孩都不懂 　　曾经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妹妹都把自己当作野草。父母不是我们的亲人，而是天上的骄阳或雷霆，虽给了我们生长必不可少的阳光和雨水，但也令我们战战兢兢，一心只想逃出去―――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和父母其实是一家人，虽然互相伤害，但也互相依赖，即使距离上再遥远，也无论如何逃不开那份牵绊。 　　 　　妈妈生我的时候三十岁，爸爸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爸爸的月工资只有十二块八毛钱，同龄人的孩子都从他手上毕业了，他的婚姻还迟迟没有着落。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内心的焦急，也可以想象他看到他第一个孩子时内心的狂喜。狂喜到忘了她的性别，搬着字典数着典故要给那世上最美的婴孩起一个最动听的名字。 　　只有见惯了生与死的奶奶，冷静地说了一句：“嗯，长大了好带弟弟。?? 　　这句话令同样喜悦的妈妈稍稍有些不安。 　　两年后，妹妹出世的那一天，爸爸等在产房外，听说又是个女孩子，既没抱一下妹妹，也没看一眼妈妈，失望地转身走开了。 　　妈妈守着新生的婴孩，强忍着没掉一滴泪，决心给这个小女孩更多的爱怜与呵护，以弥补她初生便受到的无情冷落。 　　不久，国家开始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身为教师的爸爸失去了生儿子的机会，在伯伯们同情的眼光中仿佛也失去了男人的尊严。他不再理会家中事务，只以种菊品茶和教我识字数数聊以解忧。 　　倔强的妈妈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和爸爸吵架后自己去井边担水，几乎是一个人照料着妹妹的吃喝拉撒，还开辟了一块菜地以解决经济的窘迫。她以她的坚强反抗着世界对女孩的不公，没想到她自己却给了另一个女孩满天的阴云。 　　 　　挨 打 　　 　　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回忆童年，难道童年不是人生中最无助、最黑暗的时期？提到童年，我的眼前便是呼呼的鞭影：做错了习题要打，弄碎了瓶子要打，淋了雨要打，没带好妹妹要打，被男孩子欺负了还要打。小时候的我害怕一切长长的东西，包括又细又长的筷子和鸡毛掸子，也包括又粗又长的扫帚柄和晾衣竿，它们是妈妈随时随地的武器，就连洗澡巾，也能带着风声，呼地一下抽在我的耳朵上。长大后的我害怕一切呼呼作响的东西，害怕一切响亮的声音，即使是一个大嗓门的人突然开口说话，也会让我无端地一惊。 　　更可怕的是，妈妈是小学老师，并且是我一年级到三年级的班主任，这使我无论上学放学，都在她严苛的眼光下老鼠般地生活。不知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我只记得，我站在床上还没有妈妈高。那天正在午睡，妈妈忽然闯进房间，把我从床上揪起来，一边打一边喝问：“明天上课要问你二十个问题，你会答对几个？”我朦朦胧胧还没醒过来，连挨了好几棍子才听清楚问题。年幼的我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假设，老实地想不可能全答对，所以边哭边回答：“十八个。”妈妈又狠狠地抽了几下子，再问：“明天上课要问你二十个问题，你会答对几个？”妈妈越打越重，我疼得嘶叫起来：“二十个！二十个！”这个回答终于让妈妈满意了，她最后狠抽了我一记，说：“不许哭！”然后放下棍子，边骂边做家务去了。在她的骂声中我才知道，挨打的原因是在上午妈妈的课堂上我没有答对问题。我坐在床上哭哭啼啼，还要忍着哭声，几次没忍住发出了抽噎声，马上害怕起来，害怕妈妈再闯进来；同时又对明天的课堂充满了担忧：二十个问题，怎么可能全答对呢，肯定，肯定还要挨顿打。 　　可是第二天上课，妈妈并没有提问二十个问题。 　　三年级时一堂语文课上，妈妈讲了华盛顿勇敢地承认自己砍了樱桃树，他爸爸夸他诚实的故事。 　　就在上那节课的当天，我放学回到家里，打碎了一个盘子。后来妈妈下班了，一眼就看到了簸箕里的碎片，照例很凶地问：“谁打碎了盘子？”我想起她讲的故事，以为妈妈会像华盛顿的爸爸一样夸自己诚实，所以第一次勇敢地说：“是我。”意外的是我还没回过神来，妈妈马上就拎起身边的烧火钳痛殴起我来，照例边打边骂，还说：“你还好意思哭！”我一边哭一边想，妈妈怎么就忘了今天讲的故事呢？ 　　大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回答了我童年的疑惑，原来小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只是美国人编出来的―――美国人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幽默：以一个谎言来劝人们诚实。这个故事足足害了我们这一代人。 　　四年级的时候，妈妈回头再教一年级，我换了位班主任，以为从此脱离虎口，便放心大胆地把一包瓜子带到教室里，下课的时候偷偷嗑了几颗。在学校是不允许吃零食的，班主任本来可以像批评别的同学那样批评我一通，然后一切无事，但她没管我，而是告诉了同一办公室的妈妈。中午放学我哼着歌走到家门口时，忽然看见妹妹充满同情和快意的复杂眼神，一阵阴云顿时涌上心头。这时妈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一把拉进门内，“乓”的一声踢上大门，狠狠抽打我的屁股，一直打到累了才住手，我早已哭得死去活来，甚至不知道她是用什么武器来打我的。 　　下午我没办法上课，因为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