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意识的呼唤.docVIP

PAGE  PAGE 4 汉语意识的呼唤 　　 关于语言的重要性，现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有这样一个论断：“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这一富含哲理性的断言或许不为许多普通民众所领悟，但是对于那些成就斐然的学者或科学家来说，语言所隐含的文化精神是刻骨铭心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财富的主体，文字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文字一旦出现并形成为一个系统，便会与语言及精神活动建立起密切联系”。由此可见，语言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传承着其独特的民族传统，承载着其特有的文化模式。 　　世界上的许多学者都对自己的母语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如俄罗斯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他不仅在自然科学上贡献大，而且对语言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曾对欧洲诸多语言作出这样的评价：英语是活泼的，适于??朋友讲；法语是机智的，适于同对手讲；意大利语是优雅的，适于同女人讲；德语是铿锵的，适于同敌人讲；西班牙语是壮丽的，适于同上帝讲。而俄语呢，则适宜于同一切人讲。他对自己母语的褒扬是毫不保留的，是令人尊敬的。 　　世界上的语言并无优劣之分。然而在欧洲文明史上，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当代的法语和英语都曾先后被尊为神圣而又高贵典雅的语言，而其他语言则被贬为野蛮人的语言，这一逻辑成为了教化乃至铲除“他者”语言的当然理据。美国殖民者为了从思想和文化上征服印第安人，曾把印第安语贬低为“原始、落后”甚至是“野蛮”的语言，而把英语褒扬为“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语言”，以此强迫印第安人学习英语，忘却母语。美国反双语教育运动者甚至强调，“英语是美国社会的粘合剂”。反观汉语近一百年来被贬斥被冷落的厄运，既源自西方人的语言霸权，更源自中国人自觉自愿地自轻自贱自己的母语。 　　对英语的张扬，对汉语的疏远见证了中国文化由强而弱的历史变化。晚清以来，汉语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推行世界语、汉字拉丁化等。当时的知识精英为了开启民智，普及文化教育，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汉字难读难写，甚至打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诸如此类的观点无疑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对日后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恐怕就是现在国人汉语意识薄弱的根源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重英语、轻汉语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有的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开设了英语课，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时间用来英语学习，是否通过英语考试成了中国人事业成功与否的一大门槛。对英语的张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一小学甚至连国歌都要用英语唱，有些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规定，英语是会议惟一的工作语言，汉语居然在自己的国土上失语了。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自我矮化的极端行为令许多外国人都难以理解。一位挪威人说，“内地中国人的英文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却随之产生了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那就是对自己的母语不敬”（《青年参考》2004年11月24日）。林语堂以自己留学英国的亲身体验写到，“殊不知，英人为傲慢自尊之民族，而所喜者亦人之自尊，胁肩谄笑，必恭必敬，欲以取悦于人者，反取憎于人”（《林语堂作品精选》天水、杨健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的符号，而且还是文化身份及国格的体现。2006年7月，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说，“我可以用英语回答您的问题，但这是在俄罗斯联邦，所以，我要用俄语作答……”他的行为彰显的不仅是一种语言文化身份，更是在维护国家的尊严。1976年，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颁奖台上，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用汉语，而不是用英语发表获奖感言，他那令人尊敬的母语情怀和民族文化身份不仅感动了华人，也感动了世界。有学者指出，这种事例揭示了语言文化的距离效应问题，“越是远离了祖国，越是备觉祖国语言文化的亲切、珍贵、可爱。他们已经把中文写作当作是乡思、乡恋、乡愁的一种寄托，是对故国家乡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一种回归，是对孤独于异国他乡的失语和失忆的一种抗争，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灵魂归宿的一种最后的奋斗”（公仲：《语言的回归 历史的沉重》（见《美华文学网》/57/gongzhong.htm）。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文化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对英语的过度张扬，对母语的一味疏远，它潜藏的是一种文化危机。据此有学者认为，重英语轻汉语，甚至不惜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不仅是得不偿失，而且是数典忘祖。“汉语、汉字是我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母亲，也许有人可以接受一万个继父，认一万个义父，但是无论谁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生他养他的母亲，母亲脸上也许有雀斑，但是作为儿子不能因此而诅咒和遗弃她……”（江枫：《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书屋》，2000年，第12期第35-43页）。的确，对英语的过度张扬，对汉语的持续冷落伤害了母体文化，也伤害了国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