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人治.docVIP

论法治与人治 　　摘要：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治”主张与法家的“法治”主张都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两者各有其涵义与特征。由于人治存在的弊端与法治的巨大优越性，现代社会选择法治成为必然。法治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在推行法治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法治；人治；局限性；主观能动性，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方式。关于法治与人治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人治”。中共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我们在提倡法治的同时，也不能否定作为主体的人在法治建设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一、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治”主张与法家的“法治”主张 　　 　　在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曾就人治与法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中国古代的“人治”说，被认为是儒家的治国主张。它强调的是一种“为政在人”的人治论。孔孟主要从统治方法的角度立论来讨论“人治”，把政治看作是个人道德的扩大，注重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为政在人”，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苟况则从人和法的相互关系上进行分析，强调人对法的决定作用，所谓：“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孔子认为立法与司法主要依靠的是“贤人”，他强调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法律的好坏都取决于统治者。立法上，孔子主张由圣贤来治国立法，圣贤君主在治国过程中主要采用“德主刑辅”的原则；司法上，孔子主张执政者应当带头遵守礼法，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是法令得以贯彻的关键，政令的推行与执政者也存在直接的关系，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孟子认为君主个人品德的好坏是推行仁政的关键所在，他把君主置于法律之上。他认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取决于圣君与贤臣。他主张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反对暴君奸臣，“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苟况也强调统治者个人的作用大于法律，但他的分析角度与孔孟不同。他认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决定于统治者。而不是法令，“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他强调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靠人来掌握和执行，法靠人的灵活运用来适应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他认为，有了“良法”而国家仍然处于混乱状态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有了“君子”的统治而国家仍处于混乱的，从古至今却没有听说过。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家主张君主应当独掌立法大权，同时依据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与时代需要来立法，保持法令的相对稳定性，一切行为规范都应当用立法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有法必依。法家同时提出推行“法治”的方法。即从立法、执法、运用赏罚、法势术结合几方面着手。首先，在立法上，主张立法大权应由君主集中掌握。但君主并不是随意立法，而须遵循一定的立法原则。即法令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规律与自然环境的要求、要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要适应时代与社会变化的要求、要考虑实行的可能性、要易于明白且便于遵行。其次，在执法上，主张必须使法令成为君主治国、判断所有人言行并进行赏罚的唯一准则，并提出要立法明确以使万民遵守，有法必依、执法以信，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法令要有绝对的权威。再次，在运用赏罚上，主张依照法令的规定进行赏罚。最后，强调将法令、权势、统治策略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以法为本的基础上，主张法、势结合与法、术结合，兼顾权势与统治策略在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君主专制服务。 　　综上所述，法家的“法治”主张。实际上只是以法令来保障绝对的君主专制集权的“一人之治”，与今天提倡的以民主制为内容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不论是儒家“人治”的治国主张，还是法家“法治”的治国主张，都不是真正的法治，都具有人治主义的色彩。 　　 　　二、人治的涵义与特征 　　 　　人治，是指依靠一个或几个具有圣明与贤能的统治者来治理国家。它把国家兴衰与社会治乱完全寄托于掌权者身上，主张教化先于法律，法律必须服从掌权者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人治传统贯穿始终。概括来说，人治具有如下特征： 　　 　　1.强调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在人治社会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的兴衰、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的生活福祉，都寄托于圣君。在人治社会中，凌驾于万人之上、法律之上的人往往被认为是神意的表达。 　　 　　2.法律权威的弱化。人治社会中，统治者意志具有至高无上性，法律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权力支配法律，使得法律具有了任意性。立法上，统治者是法律的唯一的、绝对的制定者，统治者的个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