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通货膨胀与深层体制性障碍.docVIP

　　当前的通货膨胀与深层体制性障碍 　　[摘要]从当前通货膨胀的形成和治理看，某些方面的改革还相对滞后，突出反映在与政府管理体制有关的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方面的改革。这意味着改革需要继续向深度推进，也意味着在 分析 通货膨胀 问题 时，不能忽视 中国 仍处于体制转型之中这一基本特征，应当进一步放宽视野，开拓思路。 　　[关键词]地方投资冲动 要素价格扭曲 外汇占款 价格干预 　　 　　当前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原因复杂，其中之一是与新世纪以来 经济 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滞后 影响 有关。进一步分析，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而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一是政府管理体制，包括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地方的投资冲动；二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扭曲投资和出口成本，不合理地拉高投资和出口的增速。通货膨胀形成的另一原因可归于货币因素，而这与新一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依然不足有关。通货膨胀治理上的问题，也表明间接型宏观调控体系尚需完善。因而,看待通货膨胀问题，不可忽视一些深层的体制性障碍。 　　 　　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与地方的投资冲动 　　 　　从引致地方投资冲动的角度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职能转换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向地方分权尤其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多主导地方经济 发展 的权力。于是，地方政府的“经济人”特征愈发明显，突出表现在过度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适当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包办 企业 决策或代替企业招商引资。 目前 ，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保持着较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在某些竞争性、营利性领域中仍然扮演着投资主体的角色。由于普遍存在着投资约束软化，投资风险和进入成本不需要个人承担，直接导致了地方投资的冲动。 　　2.政绩评估体系调整滞后 　　长时间来，我们主要用GDP来衡量地方的发展，衡量官员的政绩。这无疑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导致一些地方忙于上新项目。??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一些地方的官员实际上面临着两种竞争，一是为地区的经济产出和税收而竞争，二是为各自的 政治 晋升而竞争①。而前者直接决定了后者。这种地区间的竞赛也为理解投资冲动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3.财税体制改革滞后 　　财税体制改革是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滞后性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1）财权与事权不匹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分配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存在着财权上移而事权下移的倾向。1994年分税制实施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上年的78%下降到44.3%，此后一直在50%左右徘徊，2002～2004年下降到45%左右，之后经历两年的略微上升（分别为47.7%和47.2%），2007年又下降到45.9%；而同期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反而提高到70%左右，特别是2002年以来该比重持续提高，2007年达到76.9%。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对称的问题逐渐凸现，迫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上项目，扩大投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2）间接税比重过高。1994年以来实施的税收体系，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含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在内的流转税，即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占有绝对比重，尽管这几年有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一半以上的较高水平；而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一直不高，其中所得税这几年尽管有上升的趋势，但一直没有超过税收总收入的1/3。从国际上看，一般是以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财产税以及 社会 保障税）为主，间接税占比一般不高。在欧盟与OECD国家中，间接税约占税收总额的1/3，而直接税约占2/3。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安排下，一般来说，项目越多，投资越大，政府的税收就越高，这直接导致各地普遍重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投资规模的扩张。 　　（3）不动产收入激励过度。在目前的税收体制下，由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带来的税收特别是与土地和房屋有关的税收（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以及与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转让企业有关的营业税、所得税等），已成为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土地出让收益或土地增值收益为代表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对地方政府收入的贡献亦不容忽视。粗略估算，从土地上产生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①。这使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推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其重要形式就是由地方财政出资成立地方建设投资公司，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在一些地级市由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