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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摘 要] 在古代中国的诸种理性中，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它起源于西周初年对天的怀疑和民心的发现，表现为对历史变化及其恒常根据之关系的理性思考。先秦儒家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认为历史变化有常规可寻，变与常是统一的。他们还提出天人合一、古今一体、性习相待的观点，在历史的推动力量、历史的演进样式以及历史的内在根据等方面，拓展了历史理性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的本质，也是历史运动的原因。这与古代希腊的实质主义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 　　 [关键词]先秦 儒家 孔子 孟子 荀子 历史理性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096-06 　　 　　一、弁言 　　 　　理性（reason）指合乎规则和道理的思想，又指事物自身的规则和道理。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作为著述的历史要成为理性的，首先必须是人类自己的，是人文的，而非神性的。历史又是变化的，是诸多殊相的呈现，历史要成为理性的，就必定是有规则或有道理的，就必定是有共相的，而规则、道理或共相则是恒常的。历史有了这些恒常的东西，才能被合乎理性地思考，于是，历史也就成为变与常相统一的了。以上这两点是历史之成为理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历史可以被合乎理性地思考，这固然可以说已经踏上了通往历史理性的发展道路，但还不足以说明历史理性的最终实现。道理很清楚，历史如果被抽象地思考，就成了静止不动的，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或曰反历史的。抽象也是理性活动。可是这样的理性思考是不会使历史理性实现的。只有在辩证的思考中历史变化才会展现出其内在的真实根据，如此，历史理性才会实现。（当然，即使这样的历史理性也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究竟是历史的理性，还是理性的历史。） 　　古代希腊拥有丰富的历史著述，从中可以看出，历史是人文的，既是人类的思考和行为的过程，又是这个过程的记录；不过，古代希腊的主流哲学具有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的特点，认为历史是变化莫测的，没有恒常的规则存在，因而无法为思想所把握，不会形成确定的知识。[1] (P78-79、80-84) 　　古代中国则不同，殷周之际即出现了历史理性的曙光。武王伐纣，强大的殷商被臣属的周邦灭亡。面对这个历史变局，时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周公是杰出的代表。在他看来，殷周递嬗，是天命变革的结果，而天命归属是由民心决定的，在天人关系中，人变成决定的力量。这样的历史观念已经是人文主义的了。周公还多次指出，相对于殷纣王迷信的天命不变来，天命是无常的，它的变化决定了朝代的更替；不过，天命虽然变化，却总是以人心为依据的，因而又总是可以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命又是有常的。天命无常又有常，反映了周人对历史的变与常、殊相与共相之统一关系的最初觉醒。由此可见，周公的思想已经属于历史理性的范畴了。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周公以为人心能够决定历史，这说明他对于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显现了最初的理性的天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的统一趋势日见明朗，世道人心与古代大异其趣，政治策略更加倾向于求富和图强。面对复杂、务实的形势，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也出现了急遽发展和分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是，西周初年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遭到怀疑，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发生背离，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比附也越来越流行。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历史理性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如有，应该怎样应对新的挑战？儒家学者结合时代的需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以周公为代表的传统的历史理性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变与常、天与人、古与今、性与习这几种重要关系上，展开了辩证的探讨，为后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本文将通过对先秦儒家三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思想资料的梳理，初步揭示儒家历史理性发展的内在理路及特点，以请方家指正。 　　 　　二、历史中的变与常 　　 　　我们知道，周公对天命无常与有常相统一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历史理性的意义，但还处在传统宗教和道德理性的襁褓中，因而是稚嫩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则发生了较大变化。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承认历史变化，他的历史思想具有变常统一的倾向。《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 （P39） 夏商周三代更迭，说明历史是变化的，在这种变化中有没有常规可寻？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因袭和损益，后代因袭前代的礼制而有所损益，三代莫不如此。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就是这种常规本身又有变与常的分别：所谓损益，是说变化的；所谓因，即因袭，是说不变的。损益和因袭互为充分必要条件。这说明，在孔子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