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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襄借曲归隐考辨 　　摘要：身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曾是晚明文坛上的风云人物。明清鼎革之后，他隐居水绘园，以观剧听曲自娱，有人认为这是他寄托故国哀思的一种途径，是图谋恢复的一种手段，本文认为这是冒襄归隐的一种方式，他选择隐于曲，仅仅是出于对戏曲的迷恋。无关乎怀国复仇之宏旨。 　　关键词：冒襄；戏曲；归隐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冒襄(1611―1693)，明末江苏如皋人，字辟疆，自号巢民，又号朴巢，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复社“四公子”，曾是名震一时的人物。明清鼎革之后，冒襄隐居家乡如皋，修筑水绘园，自教小班，悠游其中，以观剧听曲自娱，以致忘情。他曾称自己“近惟荒嘻歌酒，至于废时失事，儿子饥寒不相恤。”时当山河易色，家业破碎，故友零落之际，如此耽于逸乐，似乎不合于人情。有人因此认为冒襄此举是别有寄托，悠游中饱含故国之思。王利民、丁富生、顾启撰写的《冒辟疆与董小宛》一书就持此观点，“佘启美常劝冒辟疆‘顺天时以节人事’，但冒辟疆只是笑而不应。冒辟疆眠食歌舞，当然有他不能消减的声色豪兴，但更是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一种生存意义的证明，一种与时代对话的方式。轻歌曼舞掩抑不住其背后的剑气箫心。冒氏家乐班至他手中，除了延续中华文化的风雅一脉外，其戏曲活动染上了鲜明的民族色彩。所演出的某些曲目成为他嬉笑怒骂的讽世文章。”又云：“据此看来，冒辟疆在水绘园中的戏剧活动未始不是联络豪杰的一种手段。一旦天下有故，风云际会，冒辟疆完全可能有一番作为。” 　　对于冒襄的以曲自寄，他同时代的人也有论及。在他五十岁生日之际，王挺、葛云芝、高世泰、吴克孝、孙朝让、侯玄涵等人为他所作的寿序就有提及，其中常熟的瞿有仲《巢民冒先生五十荣寿序》说得最为详尽：“读唐史至郭汾阳传，辍而有感。噫嘻，可为太息者矣!以汾阳之才汾阳之功汾阳之心，与事何嫌何疑，而借声色歌伎韬晦若此，况丈夫而当乱世之末流者哉!况有才无功有心无事，忧愁愤懑骚屑难平者哉!余观夫绝尘之士，或沉情曲蘖，或托兴深山，或寄怀于竹溪花径，风轨未殊，感致匪一。甚至其感弥深，其狂弥甚，英雄志士之苦心盖有未可语人者矣。东皋巢民冒先生者……闭户不出，日坐水绘园中，聚十数童子亲授以声歌之技，示无意天下用此何为者，庚子夏余从?_庵师游广陵，迂道访先生于东皋，先生开园张宴出家乐侑酒，欢洽酣嬉流连二十日，不忍去。时在东皋，东皋人士无不乐道先生行事，独其溺情声歌有以此少先生者。夫先生之心，谁其知之?乃先生正藉人之不知而谓可以逃吾情而寄吾志也。记观剧之夜，先生指童子而语余日：时人知我哉!风萧水寒，此荆卿筑也，月楼秋榻，此刘琨笛也，览云触景，感古思今，此谢翱竹如意也。故余之教此，每取古乐府中不合时宜者教之，只与同心如子者乐耳，终不以悦时目。呜呼，先生之心，先生知之，自先生而外求如吾辈者之知先生者可多得乎?古之人有志凌青云之上身陷泥污之中，心名且不愿显，又何惜乎人言哉……”瞿有仲将冒襄与郭子仪相比，认定他是“借声色歌伎韬晦”，他的耽于剧乐是“英雄志士之苦心盖有未可语人者”，这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看法。 　　冒襄耽于剧曲是否真如诸人所说是大有深意，别有寄托呢，值得深究一番。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寿序所言的可信度。寿序本多溢美之辞，而写寿序的王挺、葛云芝等人与冒襄交往并不密，孙朝让与冒襄甚至从未谋面，为冒襄作序，本是应瞿有仲所请，所得信息皆陈瑚、瞿有仲提供。而陈瑚和瞿有仲也只是在顺治十七年(1660)到如皋做过一次客，观剧之余听冒襄自道胸怀。因此所谓寄托云云，乃冒襄自为解说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对歌酒的过度沉迷受到家人的非议，儿女们惟父命是从，不敢干涉，但他的异母弟冒裔却对兄长毁家破产也要供养戏班强烈不满，不但吵着分家析产，且以侵产为名将他告官，虽然后来官司平息了，但冒襄的家长权威却受到极大挑战。他不得不为自己的耽于戏曲作出解释。再者，外人对此也很不解。冒襄数次输产赈灾，赢得乡民的崇敬。所谓“荆卿筑”、“刘琨笛”无疑是个极好的借口，在以复国为己任的陈瑚和瞿有仲师徒面前，宣扬故国之思，复仇之志，显然很容易博得他们的回应和支持，既能回击反对之声，又能高自标榜，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种种迹象表明冒襄与荆卿、刘琨等并无多少共同之处，很难称得上是复国志士。 　　其一，他对于故明并无多少深情厚意。崇祯十四年(1641)，明亡前夕，冒襄的父亲冒起宗被调赴襄阳，此时农民军风起云涌，襄阳尤烈，冒起宗此行，可以说是赴汤蹈火。冒襄不忍父亲作飞蛾扑火之举，进京代父陈情，慷慨激昂，对于朝中政要们晓以理，动以情，在他的努力下，冒起宗遂得调离危境。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孝远重于忠。崇祯十五年(1642)，他最后一次参加乡试，意在必售，发榜后，仅中副榜。其后，史可法推荐他担任监军之职，被他推辞。 　　甲申突变，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