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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冒男人之名写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看上去不像论文。这固然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根据给女子学院的学生的两次讲演整理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以自己独特的行文格式，抗拒了男人们所树立的所谓“正宗”的、学院式的学术权威的岸然面孔。 　　无论中西，女人传世的作品少得可怜。伍尔夫在这篇文章中用细腻平和、还有点轻幽默的口吻，谈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有天分、有才华的女人怎么活？伍尔夫杜撰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形象。她和她的哥哥一样很有天赋、爱幻想，但她根本没有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不要说研读贺拉斯和维吉尔了。她想演戏，但同样找不到地方接受职业训练，种种经历后，和许多被自己的天赋折磨得要发疯的女人一样，她在一个冬天晚上自杀了。伍尔夫在这里说明了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想成为文学家的巨大困难和艰难遭遇：经济压力、男性的偏见都是女性成才的根本制约。因此作者认为：“一个女人必须先有钱、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然后才能写小说。” 　　顶着来自男人(还有女人)的嘲讽和蔑视，有才华的女人到底还是藏着、掖着，偷偷地写起东西来。匿名，意味着隐姓埋名、改姓更名。有人说，妇女写作的最好的文学大多数都是遮盖着面纱朝我们走来。用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妇女(英国十九世纪的女作家)总是怀着“作家身份焦虑”。这里重要的是，要尽量去脂粉气，模仿男人的口吻，借用传统父权制的审美标准，将自己的声音汇合到男性神话中去――在女人没有言说权利的年代，她们还能怎么样呢？科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乔治?艾略特，乔治?桑莫不如此。当女人冒了男人的名字进行写作时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女人总要扭扭捏捏、遮遮掩掩？道理已经被人说了无数，关于自古以来的男性霸权，关于女人早已被男人规定好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抛头露面是可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假借男人的名义写作，迎合了常规，获得了暂时的道德安宁，躲过了世俗的恶意攻击，好歹，总算，终于，女人开始说话了，尽管是冒充。 　　这样看来，妇女假借男人写作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且慢，这里有一个代价可能被人忽视了，那就是，妇女写作中所展露的智慧与见解被当然地收归男人名下。妇女匿名书写所获得的全部荣誉归男人所有。如果女人写得好，就被认为是具有男性作家的功力，对女作家的褒奖是这样的：“她的成功之处在于她比一些男性作家更缺少女性气。”时至现在，仍有不少女作家自觉地、坚定地不在字里行间透露性别特征，并以被人当成是男作者所写为荣。学问、才华、真知灼见等等似乎有性别，它们是男性的。在中国，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有成就的女教授、女学者常被后学晚辈称为“先生”，可看作一个小小的印证。 　　或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事情会更清楚些。当男人用女人的名义写作时怎样？美国学者劳伦斯?利普京曾说，历史地看，男人们倾向于用匿名方式写作色情作品，用妇女的名义表达个人情感。在中国古代作品中，这种情况太普遍了。看一看这首小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好一幅春闺情趣图，把新嫁娘将要拜见公婆的自信而又忐忑的心情写得细致入微。但是诗的名字是《闺意上张水部》，我们知道，它是作者在科举考试之前，向当时的水部郎中张籍“行卷”以求揄扬推举时附上的试探诗。因此全篇用比，自比为新妇，将张籍比作夫婿，主考官比作公婆，自己的文章是否能被主考官赏识的不安就好比新娘子能否赢得公婆的喜爱的惶恐。类似的诗还有很多，可巧，张籍自己也有一首著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此诗同样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诗的题下有注“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实际上是委婉地拒绝了当时割据藩镇的李师道对自己的网罗招致，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另一个证据是文人们对词的运用。诗庄词媚，是公认的体裁上的特点。词原来就是女性专用的体裁，当文人墨客们想表达个人情感时，多选择词这种形式。在现代中国的二三十年代，也有不少作者包括周作人等，使用女性化的笔名写一些纤细的文字。 　　夫妇关系与天地、君臣关系是一样的。用女人比作从属次要地位，一点也不新鲜。自比为女人是一种姿态，她是处于次等的、附属的、自甘第二的。当男人用女人的口吻说话，就把女人理所当然的服从地位重新操演一遍，同时将个人的感情与妇女越发紧密地联系起来。相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相对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中的种种宏大叙事来说，个人的情感是不重要的，它们也有性别，它们是女性的。 　　“男人思考女人感觉”是一个陈词滥调。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人们常常将理性、社会、智慧、强壮与男人联系在一起，而将感觉、家庭、愚钝、弱小与女人联系在一起。按照玛丽?艾尔曼的说法，这是一种“性别类比的思维习惯”。在不经意